南朝宋孝武帝刘骏的母亲路太后惠男出身微贱，其兄路庆之曾做过“第一望族”(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语)琅邪王氏门下的“驺人”，即马车夫。本来，路惠男年长色衰，早就失去宋文帝刘义隆的宠幸，跟随儿子刘骏出蕃在外。没想到宋文帝被太子刘劭谋逆杀害，刘骏举兵进讨，最终登上皇位，结果路氏一门都跟着咸鱼翻生飞黄腾达起来。
路太后的一个侄孙叫路琼之，官拜黄门郎，家累千金。这黄门郎虽然级别不算高，却侍从皇帝传达诏令，还掌管着机密文件，实际地位并不低，所以路琼之颇有些得意忘形，很可能走在街上都不自觉地把肚子挺得高高的。不过，他可能不懂，他头上的官帽只代表了朝廷权力系统对他的肯定，并不表明路家从此获得了社会各阶层的全面接纳。在南朝刘宋年代，虽然门阀政治受到很大冲击，国家的统治权力掌控在军权在握的寒族手中，但士族的经济地位和文化地位却没有被彻底颠覆。从社会习俗上讲，士庶之间仍然如隔鸿沟，高门大户不与寒门庶族交往依然十分平常。所以，路家人颇有点类似于改革开放初经商致富的人，虽然肥得流油，却被民众习惯性地视为奸商而遭到鄙视。路琼之不明白这个道理，加上骨子里有些小人得志的德行，所以不但把家从“贫民窟”里搬出来，在琅邪王氏所在的“高档小区”购了房，而且专挑曾做过尚书右仆射(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副总理)的王僧达做了邻居，满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和曾经需要仰视才见的社会高尚人士平起平坐了。
这一天，路琼之特意换上一身“名牌”，驾着“宝马”，也没预先递个帖子就吆五喝六地去王家登门拜访。王僧达正准备打猎去，装都换好了。路琼之视若不见，大摇大摆走进客厅落坐，侃侃而谈。王僧达一言不答，半晌，轻蔑地说：“身昔门下驺人路庆之者，是君何亲?”路琼之闻听此言，顿时羞惭得无地自容，颓然告辞。王僧达又叫过人来，将路琼之刚刚坐过的“床”(古代供人坐卧之具)一把火烧掉。路琼之灰头灰脸地回去告诉路太后。
路太后闻听大怒，哭着对刘骏说：“我尚在而人陵之，我死后乞食矣。”意思是我还活着，人家就欺负到头上来了，我死了路家人还不得去当叫花子去?言下之意，皇儿你得给老娘做主，修理修理这个目中无人的家伙!没想到刘骏却说：“琼之年少，无事诣王僧达门，见辱乃其宜耳。僧达贵公子，岂可以此加罪乎?”(事见《南史.卷二十一》)当然，刘骏说路琼之自取其辱是活该，并不代表他对士族高门的傲慢与偏见无动于衷，只是世风如此，他不好就此大做文章而已。实际上，作为一国之君，他深深感受到士族高门在经济、朝政、文化等方面对皇权和皇威的全面掣肘。
因此，他想方设法削弱士族的势力和影响力。比如对王僧达，他就一再降其官职，直到最后以谋反为名将其赐死。而对于更多出身门阀大族的朝臣，他采取的则是另一种怪异的方式。史称“上好狎侮群臣，自太宰义恭以下，不免秽辱。”譬如，他动不动就给那些出身门阀的大臣起诨名，常呼金紫光禄大夫王玄谟为“老伧”(即“老无赖”)，仆射刘秀之为老悭(即“吝啬鬼”)，颜师伯为齴(即“大暴牙”)。
再譬如，他常常故意让大臣当众丢丑。黄门侍郎宗灵秀是个大胖子，行动不便，刘骏偏偏“每至集会，多所赐与”，逼得他一再匍匐拜谢，引人发笑。后来，刘骏还染上了赌博之瘾，地方大员每每来朝，他都要和他们一决高下，直到大员们输得精光才所作罢。
孔子曾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臣和衷共济、齐心协力，才能有国泰民安，繁荣昌盛。反过来，当最高统治者面对客观存在的深刻的社会矛盾非但不能苦心孤诣、想方设法加以调和，反而逞强好胜、为所欲为以致激化矛盾的时候，那么这个政权的正义性、稳定性就必然会产生摇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刘骏在位十年，不仅没能调和社会矛盾，接续宋文帝的“元嘉之治”，反而将自己摆在与士族门阀、朝中大臣的对立面，使得社会矛盾更加深化，等于将刘宋王朝向着覆灭的深渊实实在在地猛推了一把。因此，在他死后，刘宋王朝虽然继续存活了十五年，不过已是苟延残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