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是古今中外都备受关注的话题。在中国古代，各个朝代都强调反腐，“老虎、苍蝇一起打”，大贪小贪均不放过。古籍上记载的三大特例，堪称古代反腐的“非常”之举。在这些常规选拔官员制度之外，不少朝代还结合朝情，推出一些“本朝特色”官员选拔手段。
南汉皇帝选官“阉然后用”
在公元10世纪的五代十国时期，曾出现一种另类选官绝招——“阉割”。实施这种制度的是南汉。《新五代史·南汉世家》记载，当时的南汉皇帝刘鋹相当荒淫，政事全权委托当时的龚澄枢、陈延寿一班人处理。龚澄枢等人便根据刘鋹的意思，规定拟用官员均须阉割，此即史书中“至其群臣有欲用者，皆阉然后用”记载。
如此选拔官员的理论依据何在?刘鋹有这样一番解释：“自有家室，顾子孙，不能尽忠，惟宦者亲近可任。”没了生殖器的官员就不为子孙着想，不贪，忠心?显然是否定的。历史上宦官腐败一直是官场重灾区，从秦二世时的宦官赵高，到明武宗时的掌印太监刘瑾，都以敛财弄权、祸害朝政出名。
汉武帝提倡“打小报告”
汉武帝刘彻在位时曾专门下诏，建立所谓“言事变”制度，鼓励基层官员、民间人士越级上书、诣阙言事。这种行为其实就是俗话所说的“打小报告”。
南北朝时的北魏也提倡“打小报告”。魏明元帝专门下诏，鼓励民众举告贪官：“守宰不如法，听百姓诣阙告之。”到了北宋，如此“上奏言事”备受重视，范仲淹、包拯、王安石、朱熹，都曾给皇帝写过很多这样的反腐奏折。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更把“打小报告”推到了极致。不论大小官员，只要发现“私下巧立名目，害民取财”，老百姓可以联名写举报信，到京城上访。老百姓甚至可以将贪官直接“绑缚赴京治罪”。
朱元璋惩贪“剥皮实草”
“治贪用重典”，中国反腐立法时间相当早，在《吕刑》中，便有“其罪惟均”的说法，即官员贪赃枉法，与犯人同罪。
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于建隆三年(公元962年)下诏，“赃满五贯文者处死”。5贯钱还不到当时一个县令半月的工资。
明朝惩治腐败也厉害。据清赵冀《二十二史札记》“重惩贪吏”条，朱元璋于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下诏， “尽逮天下官吏之为民害者”。一般贪官罚到京师“筑城”;贪污银子60两以上的，“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实际上，朱元璋的反腐手段可谓无不用其极，凌迟、枭首、弃市、族诛……当时仅“空印案”、“郭桓案”两案，朱元璋就杀了8万多人，后来发现，其中有不少是冤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