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生硬地解释说，结婚会分散他的精力，一位国家元首只有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他的人民时，才能为人民的幸福作出彻底的自我牺牲。他还列举了一些国家元首的例子，他们由于顾虑家庭，为家庭操心，而忘记了他们对人民所承担的责任。希特勒说，“他们身上有着被锻炼得无比坚强的品格，却因为家庭的原因，毁于一旦。我们还看见一些男人，他们已经下定决心，在他们开辟的道路上成就伟业，也因为家庭的原因，变得优柔寡断，一事无成。”他认为他的使命重大，不允许他在个人事情上分散精力。
希特勒说这番话时，一脸的严肃认真，语气也不容置疑，最终既满足了我们的好奇心，也说服了那些心存怀疑的人。这个问题也到此为止了。但是在死之前几个小时他才结婚的真正原因，构成了他生命中最悲壮的一面。
他爱过格利·劳巴尔——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安吉拉的女儿，他对她倾注了极其深厚的感情，使他不可能考虑在他的外甥女离奇死亡后再去迎娶另外一个女人。他经常对我说，她实现了他在女人身上寄予的最完美的理想，还说他有朝一日会娶她为妻，如果不是那场离奇的意外事故夺去了她的生命的话。
身为舅舅的希特勒把格利从维也纳接来的时候，她才十六七岁，是一个棕色皮肤的少女，浅褐色的眼眸，身材高挑，声音悦耳动听。一开始，希特勒把她当成大孩子对待，让她上音乐课，妒嫉她和别的男子来往。
1927年，当她秘密地与她的司机埃米尔·莫里斯订婚时，希特勒勃然大怒，命令那名司机与她断绝往来，同时威胁说，如果他对此置若罔闻，就会立即被扫地出门。希特勒本来就是一个粗鲁固执的人，为了拆散这对年轻人，他不惜动用一切手段。他不仅威胁格利要把她赶出慕尼黑，而且还真的收回了他发给格利的母亲和她的其他家庭成员的资助，以前他习惯用金钱援助他们。1928年夏天，他的要挟讹诈大获全胜，彻底地拆散了格利和她的司机。没过多久，年轻的格利认识了林茨的一名绘画艺术家，画家为她的魅力所倾倒，很快就提议和她结婚。希特勒通过自己的私人侦探知道了这个事情，也采用同样的手段迫使他姐姐反对这门婚事。
希特勒采取这些行为的动机是毋庸置疑的，他对自己的外甥女的感情，远不只是一种长辈对晚辈的关爱和呵护之情。他深受一种强烈嫉妒的折磨，而这种嫉妒则是由爱情引发的，只是那时他还不便表露出来。
我曾有机会看到那位年轻画家写给格利的情书。在情书中，那名绝望的求爱者穷尽所有的理由要格利跟他一起走。我为希特勒将那封情书重新誊抄了一份，所以现在还可以把那封信中最有特点的段落引用于此：
“现在，你舅舅意识到他对你母亲的影响力，恬不知耻地利用她的软弱。不幸的是，只有等你成年后，我们才能回击这种要挟讹诈。他果真在我们俩的幸福前面设置了许多障碍。然而他知道，我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你母亲在同意我们结婚之前要求我们分开的这一年，只会增加我们彼此的爱慕和依恋之情。我的诚实善良很难接受如此卑劣的做法。”
“然而，我只能从一些把你舅舅和你连在一起的本质上自私的理由，来解释他的所作所为。他只是希望你有朝一日只附属于他一个人，而不属于别人。”
在信的另一段，年轻的画家宣称：
“你舅舅依然把你看成是一个未谙世事的小女孩，他不会明白你已长大成人，将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你舅舅性格暴烈，在他的那个党派里，所有的人都像奴仆一样对他殷勤备至，卑躬屈膝。我不明白他这样聪明敏锐的人怎么就不明白，他的顽固不化以及他对于婚姻的奇谈怪论，在我们俩的爱情和心愿前只会化为齑粉。他希望在今年内成功地战胜我们，但他太不了解你那炽热的感情了……”
正是在这个时期，希特勒已经下定决心，一旦实现了自己的政治野心，就娶格利为妻。1930年，他租下了位于慕尼黑普令茨雷根坦广场16号一栋房子的整整一层楼，格利也搬到这套公寓里住下。和格利共同生活的这些年，按照希特勒自己的说法，是他这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后来，当他回忆起这一段往事的时候，他容光焕发，详细向我们描述他们俩如何在一起度过的令他陶醉的快乐夜晚。他们俩总是一起出去购物，一起去看戏，定期参加音乐会。他带着一丝涩涩的酸楚，跟我们道出格利的一些小小的怪脾气：“当我带她去时装店时，她叫店员把礼帽部的所有的帽子都拆开包装，还吩咐店员把陈列在橱窗里的帽子也拿过来。当商店里所有的帽子都在她的头上戴过一轮之后，她才告诉店员说没有一顶帽子适合她戴。她说话非常放肆无理，弄得我十分尴尬。我小声对格利说，她不能这样把商店弄得乱七八糟后，什么也不买就离开商店。她却朝我投来一个让人无法生气的微笑，并从嘴里撇下一句话：‘可是，阿道夫舅舅，这些人在这里不就是干这个的吗?’”
希特勒照顾格利，时刻保持着警惕，心怀妒意。他每一次外出做巡回宣传的时候，格利都必须向他庄严地发誓，保证不趁他外出的时候去和那些曾经要好的人来往。只是在她回她母亲家的时候，他才不会强行要求她接受他的陪伴。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31年9月，当时，希特勒在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的商店里认识了一名小店员，名叫爱娃·布劳恩，她迷上了希特勒，相信自己会征服他。希特勒和她逢场作戏，打情骂俏。
1931年9月17日，希特勒打电话把格利从贝希特斯加登叫了过来，当时格利正在那里休息。第二天，他们俩大吵大闹了一场，因为希特勒突然决定要去纽伦堡。格利指责舅舅没什么事就把她叫过来，他不在家，却禁止她去维也纳让一位声乐教师检查她的嗓音，她对此十分气愤。第二天早晨分手时，他们俩开始陷入冷战。当天，格利在搜查舅舅的外套时，从里面发现了一封爱娃·布劳恩写给希特勒的表白爱情的亲笔信，格利的恶劣心情顿时变成了绝望。当晚，她用手枪朝自己的嘴巴里开了一枪，一命呜呼。
希特勒接到消息，从纽伦堡紧急赶了回来。他为外甥女自杀的事感到非常难过，差点要为此结束了自己的性命，他的副手赫斯好不容易才把手枪从他的手中夺了下来。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不思饮食，在房间里来来回回地踱着步子，想着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外甥女做出如此决绝的举动。
当他恢复饮食后，他再也吃不下肉食了。也正是从那一天起，他变成了绝对的素食者。
连续好几个月，希特勒一直拒绝会见朋友，完全生活在对格利的回忆之中，格利的房间也保持着她死时的样子。他让那间房子每天都开着鲜花，此后的每年依旧为她举办生日庆典。直到战争爆发，他身上都带着那个房间的钥匙，甚至连格利在伯格霍夫别墅的那个房间也总是关着的。后来，当他翻修这栋别墅，扩大房子的空间时，外甥女位于侧翼的房间也原封不动。她的衣服、梳洗用品和所有属于她的东西都保留在原来的地方。格利的母亲想要一些格利用过的东西或者一些信函留做纪念，都被希特勒拒绝了。格利的所有信件都被她心存嫉妒的舅舅小心翼翼地保存着，1945年4月，希特勒向他的副官绍布下达命令，如果绍布觉得希特勒没有什么机会离开柏林的话，就把那些信件销毁。他还让人按照格利的照片临摹了许多肖像画，挂在他在慕尼黑、柏林和伯格霍夫别墅的套间里。这出悲剧曾让他沉湎于孤独之中不能自拔。
格利自杀六个月后，元首的朋友们终于成功地把他从孤独中解救了出来。一天晚上，海因里希·霍夫曼把他带去电影院，成功地把爱娃·布劳恩安排在他旁边，就像是偶然坐在一起似的。
就这样，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又开始眉来眼去了。几年下来，他们的打情骂俏演变成牢固的关系。有一天希特勒向我坦诚相告，他对爱娃从来就没有产生过那种伟大的爱情，只是对她已经习惯了而已。还有一次，他对我说：“爱娃非常善良，但在我的一生中，只有格利才能在我心里激发出一种真正的感情。我永远都不可能有娶爱娃做妻子的念头。我生活中唯一可能与之结合的女人只是格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