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秦国，这个因变法而强大了国家，从而名闻天下的一代名相，是中国历史上永远也绕不过去的人物。中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言说“儒家”“法家”成风的时期，有人就尤其推崇商鞅，大概也想在新的时代效法这个变法者，推行一种现代的严厉吧。商鞅的崇高地位是由变法而确立的，新法施行的结果就是让秦国达到了从未有过的强盛。但是那个时期的秦国，有人非但不感激商鞅，而且还充满了仇恨。结果一代名相死得很惨，被车裂。秦国的另一个名相是更后来的李斯，他的手笔也不亚于商鞅，协助秦始皇搞成了一系列重大变革，但后来的结局也与商鞅差不多，被腰斩。
秦国的复兴依靠严刑峻法，这始于商鞅。在他变法之前秦国还很弱小，无法与其他六国相比。这时的秦国亟需一个铁腕人物，所以可以说商鞅是应运而生的。从变法的内容以及实施的过程上看，商鞅称得上历史上真正的铁血人物，其心肠之硬、手段之酷、效果之巨、结局之惨，都难以找到超过他的第二人。因为其出发点的确为了巩固君王的统治，为了使国势振兴，所以当时的秦孝公全力支持他，也像他一样铁了心。
在商鞅来说，改革一旦开始就不能停止，因为那些世袭利益集团全是凶猛的拦路虎，会把他吃掉。那么或者是将改革之车越开越快，碾死这些拦路虎，或者是成为他们的腹中餐。商鞅横下一条心，果决异常，有点像赴汤蹈火。他使用的方式实在残酷，以至于被描述为“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天地”。
然而这描述却并非夸张，记载中，反对变革者最轻者也要在脸上刺字，或者割去鼻子。他颁布的法律中有一种连坐法，是典型的轻罪重刑，规定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互相告发，同罪连坐，谁告发了“奸人”，就与斩杀敌人一样受到犒赏，不告发的就要腰斩。一家藏“奸”，什五同罪；如果客店里收留了没有官府凭证的人住宿，那么店主人也要与“奸人”同罪。当时实行了户籍制，农民不得外出，不得经商，一旦经商，妻女就得充为官奴。结果触犯新法的人比比皆是，有时一天就要处死七百余人。
所有法律条文直接而实用，毫不含糊，如关于军功爵位，开列了二十等，军功的大小则简简单单十分明了，就按战场上斩获的人头计。农业方面按收获粮食布帛计，凡从商和荒地破产者，妻女一律没收为奴。要求百姓以官吏为师，焚烧诗书；鼓励层层告发；只要议论政令的，全都视为非法之徒，放逐边疆。
由此可见，后来李斯所做的一切，实在只是学了商鞅。不同的是李期在统一了六国的更广大的土地上实行峻法，还可以让更加威猛的始皇帝为自己撑腰。所有这些残酷的、不可稍稍变通的法律，在治理国家方面当然是极度有效的。国家只要富强了，经济和军事搞上去了，制定法律和实施法律的人也就得到了根本的肯定，被封为伟大的变法楷模，民族英雄。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谬误和偏见，其结症主要是因为判断标准出了问题，它过于单一、原始和简陋。在这里，经济和军事以及政权的巩固成了惟一的标准，而更为重要的一些指标，如民众的实际感受等等，却根本不屑一提。如果用儒家代表人物孟子贵民的信条来看，民众是远远高于社稷和君王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商鞅的强国之道也是祸国之道。民不聊生，伦理丧尽，酷法无情，这就使秦帝国灭亡的种子在强盛的同时，也深深地播于地下。而商鞅这个改革者的目标也过于简捷，可以说是目无旁视，直取利益，一切以秦国的兴盛、以巩固国君的统治为准则。从《商君书》中可以窥见商鞅的铁石心肠，其中写道：一个读书的聪明人就会使一千个普通人不听话，怠于农事倦于战备；民众不推崇学问就会愚钝，愚钝了就不会外出交际，不外出交际联络，国家就会长治久安，等等。他设置了农村户口制，从此也就将农民永世固定在土地上。他甚至赤裸裸地说：农民一心一意种地才能朴实，朴实了就会老老实实住在一个地方，不再喜欢到远处去了。商鞅对于国家的专制和安定可以说花尽了心思。只可惜，这种机关算尽忠心耿耿，巩固的是一个家国，残害的是一个民族。
秦国自商鞅开始的冷酷刑法，已经成为这个西部农业国的一种文化，干燥生硬可怖，流布和发展下去，又有了后来的焚书坑儒、大造阿房宫的苦役、耗尽民力的长城。更不可不提的是秦二世时期，当时国内基本上已废除了殉葬制，可是残忍的秦国统治者竟然将那么多征调来的青壮修墓人全部活埋。他即便对于皇室内部也同样残忍，竟然下令杀尽后宫所有无子女的宫女，以及宗室诸公子、公主或大臣。
世界上的变法者代代不绝，凡变法就会有利益的重新分配，就会有流血。但如同秦国的变法那样残酷无情的，还不多见。同样，像秦国的变法者那样视民众如草芥、极度残忍的辖制者，也不多见。如此变法，国家之强大可以预期；但这种强大会付出难以言喻的代价，而且也绝不会长久。在其强大的表层之下，包裹的正是满目疮痍。原来这貌似强大的外壳很薄也很脆，是极容易被击破的。
残酷作为一种文化的蔓延和流传，是颇为历代统治者所喜好的。但凡是残酷也就会有同样猛烈的回报，就像秦帝国的灭亡一样迅速，像那些君臣的结局一样凄惨。这似乎也较为合乎天地人三者之间的伦理秩序。
国势的强盛，财富的积累，这些没有任何人会反对，因此追求它们的欲望也就显得自然而然。一个人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是一样的，都有强大和富裕的要求。在这不倦的不间断的追求中，往往也就用尽了各种办法。任何办法都要做出努力，任何努力都要付出代价，任何代价都要最终偿还。偿还份额的不同，也就决定了最后的那个目标有多大价值了。如果是得不偿失，那就索性一开始就不干好了。问题是这并非一眼能看得穿的小账目，而是一种历时几十年上百年、投入几百万上千万甚至几亿人口的历史大运算，不仅是加减乘除，连更复杂的函数开方之类都用上了，谁又能一眼看得透呢？于是只好向着一个看得见的目标奔下去了，不再小心翼翼地约束着自己的每一步了。
齐国和秦国都曾富裕得不得了，强大的不得了。前者曾经富裕而强大；而后者主要是强大，后来也相当富裕。它们的结局似有不同，但最终都国亡民衰，一片狼藉，血流成河。由不可一世到灭亡衰败的这个过程往往并不长，可是会极其痛苦，这不光是心理上的痛苦，而是直接肉体上的伤害和无情的杀戮。
比如齐国的那些王公贵族，在敌方的蹂躏中生不如死，死也惊心。即便是国家内部的逆叛争夺也残酷得吓人，像齐闵王，竟然被前来援救的将军抽出脚筋吊死在梁上。要知道当年的齐闵王是何等威赫，他与秦王同时称帝，已经是天下最强悍的国王之一，转眼却落了个这样的结局。秦国灭亡更是一夜轰坍，造反的项羽凶猛残酷到令人发指，在巨鹿大战中竟将接收的二十万降军全部活埋；攻入咸阳后，众所周知，又下令焚烧了集天下富丽与民生辛劳的阿房宫。进入富裕繁荣的名城临淄，更是烧杀抢掠，强暴妇女，再次活埋降军。
几乎所有王朝都走完了自己由盛而衰的旅程，这段路或长或短，只是没有一个例外，所以大学者黄炎培为其取了个名词，叫“周期率”。怎样逃脱这个“周期率”，一代代人似乎都在想办法，但现在看全世界也未必能想出什么更好的办法。
齐秦两个大国，一东一西，都先后灭亡了。接下来有汉，有唐。盛唐的骄傲几乎成了每个中国人口中必念的事情。这个大唐是无可争议的天下大国，有数一数二的国力，财富与军力都好得不能再好了。不仅是物质丰饶，文化也灿烂辉煌，出产了煌煌唐诗，几乎令后人再也无法张口吟哦。据称当时出使大唐的外国使者都对盛世之状目瞪口呆，他们竟第一次看到，连大街上的树木都在节日里穿上了绫罗绸缎。那时还无法计算大唐的财富占整个世界的几分之几，但比例一定是相当高的。这个大唐也灭亡了。
即便是极大地耽搁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大清，也有长达几百年的历史。它曾经拥有自己的鼎盛期，有康乾时代，那时的大清也不是世界上的弱国，而是从国家财富到军力都走在前边的列强。有人曾计算出，当时大清帝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了世界的五分之一，现在看由于这个数字过于翔实和庞大，只可存以备考。但无论怎么说，这个大清远不是后来不断割地赔款的那个样子，那是末路王朝的事情。从不可一世的帝国到末路，这条路不长也不短，不过总算走到了尽头；进入了混战不宁的民国，一切也好不到哪里去。
从历史上看，无论多么好的思想和崇高的品质，都会有人批判质疑；无论多么伟大的设想，都会被挑战和争论，最后或者被搁置、或者被推翻。即便连圣人孔子的“仁”和“义”，也几乎弄到了不能立足的地步。由此看，思想和伦理范畴的东西是最不容易积累的，它的不能积累不能进步，也就导致了其他，比如战乱和种种人祸，全都来了。人祸从来大于天灾，这是人类历史得出的又一个结论。在人祸面前，人类千辛万苦积累起来的财富，甚至是一个传递了几百年的王朝，一夜之间就被扫荡一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