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建立王朝：从4世纪开始，很可能是受更加猛烈的外部因素影响，如气候、新的文明因素等，北方游牧民族纷纷南下。“五胡乱华”开始，中原沦陷。“五胡”一般被认为是匈奴、鲜卑、羯、羌、氐等北方游牧民族。在历史文献中，“五胡十六国”几乎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残暴无序的一个时期，杀人无数，血流成河，其中以羯胡人石勒及其侄子石虎建立的后赵王朝最为凶暴。中国历来有平民造反称王的传统，而后赵王朝可谓这方面的极端典范，因为石勒连普通平民都不是，而是奴隶出身。
来自东北的鲜卑人于439年占据中国北方，完全囊括了黄河流域的版图，史称“北魏”。这是东北方向的少数民族第一次进入中国的政治视野，它标志着地缘政治的某种新变化。从此之后，东北少数民族一再成为中国的统治者，这有两大原因：其一是北方游牧人善骑，战斗力强；其二是在近几千年内，全球气候在这个时期相对寒冷，受到极冷寒潮袭击的东北游牧人比西北人经受了更为严酷的考验（旧大陆同纬度之上越东越冷），迫于生存压力，他们只能往南方发展。
历史上，任何国家或民族都不是单一形成的，也不是单靠纯洁就可以保持“文明”的，相反，一些入侵造成的融合可能带来新的活力与新思维。比如，今天统领全球的西方文明就是由欧洲历史最短的一个蛮族—日耳曼人最先创造的，如今最发达的国家都集中在这些“野蛮人”的活动区域里。尽管历史短并不光荣，但历史长也不见得是绝对的优势。实际上，世界上遍布衰败落后的古老王国，这说明了新与旧、长与短的复杂性。当然，一再地被野蛮民族征服，文明的积累也必将遭到损害。
定都于洛阳的拓跋氏统领北魏的同时，长江流域易主为宋，建都南京，是为南北朝（420—589年）的开端。宋的开国皇帝刘裕自称是刘邦后裔，以此宋确认了根脉所系，表明了对汉文明重新归宗的态度。
从宏观上看，文明的一个标志应该是野蛮残暴程度的降低，如周王朝继承了商朝“不能酗酒”的规定，商人所推崇的人殉习俗也在周朝得到遏制；古人对待犯法者以牙还牙，断人手足等酷刑实属寻常，到近代社会，人类却开始思考是否应该废除死刑。不过，刘裕在历史上的残暴却是闻名天下，吃人在当时的社会已为常事。所以，“五胡乱华”时期的中国文明自然走向倒退。
“五胡乱华”这大约一百年的时间，对于中国古文化的冲击是致命的。很难说商替夏、周代商是不是同样经历过如此的冲击，起码我们知道秦始皇统一六国也以残暴着称。另外，我们也不会忘记黄帝将蚩尤腰斩后，又将其部落驱赶至千里之外的大西南的传说。所以，中国的几千年文明史中可能充满了类似的冲突与暴乱，而且总体是北人南下的扰乱。
北方的大规模战乱，一次又一次地将最早生活在黄河流域的文明人赶向南方蛮荒之地，这方面自秦已有所记载。这些南下的文明人不仅促进了南方经济增长，而且部分人在长江流域或岭南地区构筑、沉淀而成为新的文化群体，如苗人、客家人，这些人的语言和生活习俗最终与中原故地的人们产生了明显的差异，因为中原地区受到了一次次地全面深度胡化。
文明重心南移，导致大规模的“衣冠南渡”。文明礼仪在北方尽失，在南方恐怕也“衣冠不整”。中原再建的王朝也不得不“礼失求诸野”，一次次的恶性循环导致中国文明越来越野蛮化。暴力革命的政治传统与北方草原民族不断驱逐中原文明南下的双重灾难，动辄将一切文明积累彻底摧毁，也使中国历史之长变得几乎毫无意义。历史之长短与文明高度之间没有必然的关联，历史悠久的文明也可能发达程度很低。我认为主要原因为“风水不利”—东西看交通不便，南北看风口浪尖，两项相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