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0月26日，年仅25岁的长春第一光学仪器厂青年工人史云峰开始了他人生中的一个大胆的举动：向吉林省内的14个省市党政机关单位寄出了25份传单，传单内容主要是“必须给刘少奇同志恢复名誉”、“我们信任周恩来同志”、“江青还我八亿人口的文艺生活”，等等，矛头直指当时的“四人帮”。
两天后的10月28日，史云峰又在长春市胜利公园门前的交通岗楼上贴出标语：“广大干部、党员、工人怀念刘主席!所谓‘文化大革命’是极左路线大泛滥!”等等。
史云峰向吉林省内党政机关寄送传单、张贴标语一事，因与当时极左的政治气候相左，立即引起当地公安机关的高度重视。于是，有关此事的报告迅即层层上报，一直报到北京最高层。据史料记载，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迅速在上报材料上批示：“反动匿名信内容极其反动”，并亲自命令公安部派员赴吉林省协助破案。
按照王洪文等人的批示精神，公安部把这一案件确定为特大的现行反革命案件，案件代号为44号。公安部随即派人从北京来到长春协助破案。公安人员通过排查匿名信的笔迹、加盖的邮戳、信件邮寄路线，很快查出为长春第一光学仪器厂青年工人史云峰所为。1974年12月24日晚，史云峰以现行反革命罪被秘密逮捕。
在1974年12月到1976年12月近两年时间的数十次审讯中，年轻的史云峰经受了巨大的精神和肉体折磨，但他始终拒不认罪。史云峰对审讯他的公安人员反复陈述：“我忠于革命，忠于共产主义事业，为人类的幸福而不惜牺牲自己生命，心永远是鲜红、鲜红、鲜红的!”
据史料记载，在被关押和审讯期间，史云峰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他一再被要求交待“目的”，但他却直言不讳地说：“我有勇气证实一些东西，客观事物反映到我头脑，我反映出来了。但这种思潮在社会上是很重很浓的。很多问题并不涉及到我的切身利益，我想应该坚持真理。”等等。
史云峰似乎在以这种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表明了自己的心愿。他说：“我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不能庸庸碌碌地度过一生。我想，我是第二代，重担担在我们的肩上，为共产主义虽死也乐。”
史云峰被秘密逮捕归案后，吉林省内某些追随“四人帮”的主要领导并不想就此结案，而是试图继续扩大战果，以此向上级邀功请赏。据史料记载，史云峰一案还株连了一些其他人员，导致一大批无辜者遭到逮捕和关押。比如，吉林省二轻局供销处副处长傅长春、长春市教育局组织科负责人贾文会，等等。直到“四人帮” 垮台后，株连整人之风仍在继续进行。
1976年12月1日，时任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的王淮湘，主持召开专门研究史云峰问题的省委常委会议。当场有吉林省法院办案人员汇报说，史云峰的案子是“四人帮”时期定的，现在“四人帮”倒台了，是否可以再复议一下。王淮湘却说，攻击“四人帮”的东西可以拿掉，写案情时要突出攻击毛主席，突出为刘少奇翻案。就在那次省委常委会议上，王淮湘特别强调地提出，要紧密配合当前形势，对史云峰案件要大张旗鼓地处理。
12月17日上午，长春市法院奉命派人到长春市公安局拘留所，向史云峰宣布判处死刑的决定，上诉期仅有两天时间。当时，史云峰没有在判决书上签字，并且立即提出了上诉。长春市公安局经逐级请示，被告知上诉是可以的，但需要给史云峰加上了重拷和重镣。据记载，此时的史云峰拖着沉重的镣铐回到监房，已经不能写字了，就求同监房的犯人为他代笔，由他口述了1000多字的上诉书。史云峰在上诉书中写道，相信社会主义祖国四个现代化的日子就要来到了。还在上诉书的最后写道，死后遗体交给吉林医科大学作为科学研究之用。
公判大会召开前，史云峰喊冤，不服死刑判决。办案人员立即找到长春市委主管领导，这位主管领导说，我坚持个人意见，不杀!并马上给省委打电话，回话说不准史云峰申诉。并称王淮湘的意见还是维持原判。
史云峰的母亲贾秀云在听到儿子被判处死刑的消息以后，当即向办案人员提出了口头申诉，并于次日赶赴省法院递交了书面申诉材料。在两天中，她为了拯救儿子的生命，跑遍了省市法院、省市公安局、省市委机关，她还拦了一位省委领导的汽车喊冤。然而，做为母亲所做的一切都无济于事。
1976年12月19日，敢于坚持真理，同“四人帮”斗争的英雄史云峰惨遭杀害，年仅27岁。后来，人们才知道，在“四人帮”被粉碎后，王淮湘作为吉林省委第一书记仍极力阻碍揭批“四人帮”运动，并于1976年12月1日下令枪杀了长春第一光学仪器厂青年工人史云峰。
然而，短短三个月过后，1980年3月21日，中共吉林省委决定为史云峰案件彻底平反昭雪，追认他为中共党员、革命烈士，并号召全省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广大干部群众向他学习。紧接着，在3月28日，吉林省和长春市在长春工人文化宫礼堂隆重举行史云峰烈士追悼大会。
著名作家乔迈、顾笑言在长篇报告文学《一颗鲜红的心──记为真理献身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史云峰》中深情地写道：“十月的春雷已经唤醒了祖国大地的千山万水，香醇的美酒被人们抢购一空，然而最有权利畅饮美酒的史云峰却饮弹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