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韦氏被俘时的年龄，《开封府状》称当时“乔贵妃四十二岁。……韦贤妃三十八岁。”也就是说，韦氏生于元祐五年（1090），靖康二年（1127）时只有三十八岁。然而，《宋史·韦贤妃传》却称“绍兴……十九年，太后年七十，……二十九年，太后寿登八十，……九月，得疾，……俄崩于慈宁宫，谥曰显仁。”照此推算，韦氏生于元丰三年（1080），靖康二年（1127）时已经四十八岁。两份史料中，韦氏的年龄竟相差了十岁之多。
作为北宋亡国的见证，《开封府状》是当时金元帅府与开封府之间的往来公文，具有政府案牍性质，它所记载的内容也可以在其他史料中得到验证，其史料价值可与国史等相侔，具有很强的真实性。而作为正史之一，《宋史》是记载两宋大人物、大事件的官方硬性文献，在史学界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在韦氏年龄问题上，《开封府状》和《宋史》孰对孰错？带着这份疑惑，笔者查阅了与韦氏有关的两位后妃的史料，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
《宋史·乔贵妃传》载，“乔贵妃，初与高宗母韦妃俱侍郑皇后，结为姊妹。”史料中提到的郑皇后，初为向太后的押班侍女（按：领班侍女），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及即位，遂……赐之。……政和元年，立为皇后”（《宋史·郑皇后传》）。从以上史料中，笔者发现两处疑点：其一，郑氏担任押班侍女期间，不应该有自己的侍女；其二，郑氏嫁给宋徽宗时，韦氏已经二十一岁，这么大的年龄没有嫁人却被选入宫当侍女，于理不通。
此外，《宋史·韦贤妃传》还称，“绍兴……十二年，……太后年已六十”，这与同一传记中“十九年，太后年七十，……二十九年，太后寿登八十”的记载前后明显矛盾。可见，在韦氏的年龄问题上，《宋史》有所藏掖；或者干脆说，宋高宗故意把生母年龄虚增了十岁。《宋史》欲盖弥彰，恰恰反衬《开封府状》记载韦氏被俘时三十八岁并非杜撰。那么，宋高宗为何要刻意掩盖生母的真实年龄呢？个中缘由，还应该从“靖康之难”说起。
韦氏被俘后，与成千上万的北宋男女受尽了折磨和蹂躏。对于男人来说，被殴打，被杀戮，咬咬牙，闭闭眼，也就过去了；而对于女人来说，面临的却是禽兽般的奸淫和侮辱。《燕人麈》载，“天会时掠致宋国男、妇不下二十万，……妇女分入大家，不顾名节，犹有生理；分给谋克以下，十人九娼，名节既丧，身命亦亡。邻居铁工，以八金买倡妇，实为亲王女孙、相国侄妇、进士夫人。”一般女俘如此境遇，皇帝后妃的屈辱遭遇可想而知。
三十八岁的女人只要保养得当，韵味依然十足；而对于在后宫养尊处优的韦氏来说，这个年龄必定风情万种，何况她能成为宋徽宗的女人，貌美指数自然不低。韦氏被俘后，“二起北行，入洗衣院”（《宋俘记》）。洗衣院字面上像是洗衣机构，但从与韦氏一同被遣送到洗衣院的朱、赵二女子次日“并蒙幸御”（《青宫译语》）来看，洗衣院实际上是金国贵族淫乐的场所，类似妓院。韦氏在洗衣院，不可能冰操独守。
天会八年（1130）六月，金太宗下令将“宫奴赵（构）母韦氏、妻邢氏、姜氏凡十九人，并抬为良家子（按：妓女从良）”（《呻吟语》）。从洗衣院出来后，韦氏嫁给金国盖天大王完颜宗贤为妾。关于韦氏改嫁一事，辛弃疾《窃愤录》记载，“良久，屏后呼一人出，帝（按：宋钦宗）视之，乃韦妃也。太上（按：宋徽宗）俯首，韦妃亦俯首，不敢视。良久，盖天大王命左右赐酒二帝及太后，曰：‘吾看此个妇面。’盖韦妃为彼妻也。”
《宋代十八朝艳史演义》也讲述了韦氏改嫁：“一日，……郎主遂大怒，就将后赐死于外罗院，累及赵后族属为燕京官妻的十余人，一并赐死，……韦夫人险乎也被株连赐死，亏得盖天大王爱护，向郎主力争说：‘废后赵氏，吾妻韦氏，并非族属，何得连坐？……缘何概不追究，偏偏罪及韦氏？……臣弟不敢闻命，务请收回成命。’郎主不得已，就把牌使召回。”演义这东西，七实三虚，完颜宗贤称韦氏为“吾妻”，决非空穴来风。
嫁给完颜宗贤期间，韦氏生有一子（一说二子）。为此，金太宗还曾两次“奖励”宋徽宗和宋高宗。天会八年（1130）七月，金太宗诏曰：“（韦氏邢氏）用邀宠注，比并有身（按：怀孕），叛奴赵（佶），曲加荫庇，免为庶人”；天会九年（1131）四月，金太宗诏曰：“（韦氏邢氏）本月二十三日、二十六日各举男子（按：生子）一人。眷念产孕之劳，宜酬衽席之费，可各赐白金十锭。赵（佶）赵（构）让美不居，推恩锡类，可并赐时衣各两袭。”
此外，托名辛弃疾所著《窃愤续录》记载，“或日，有单马若贵家人，寺僧令监者与阿计替入室，反锁其门而去。且曰：‘盖天大王并韦夫人来此作斋。’移时，帝（按：宋钦宗）于壁隙中遥见韦妃同一官长潜行，从傍有一人抱三四岁小儿，皆胡服，每呼韦妃为阿母，于是帝知韦妃已为盖天大王妻也。”观此情形，这个“三四岁小儿”应为韦氏所生。这个儿子是不是韦氏所生另一子，笔者不敢断言，但韦氏曾为完颜宗贤生子，是毋庸置疑的。
韦氏在金国生活了十六年，其遭遇不可能不外传。为了掩饰宫廷丑闻，宋高宗便在韦氏的年龄上做文章，将其虚增十岁，从绍兴十年（1140）开始，每逢韦氏“生辰、至、朔，皆遥行贺礼”（《宋史·韦贤妃传》），并将典礼载入史册，依此表明“韦后北狩，年近五十，再嫁虏酋，宁有此理？虏酋舍少年帝姬，取五旬老妇，亦宁出此”，强调韦氏早已失去了生育能力，改嫁、生子的有关传闻不过是金人“编造秽书，以辱宋康”（《呻吟语》）而已，不足为信。
为了让韦氏被俘时已经“四十八岁”既成事实，宋高宗还把韦氏与乔贵妃的“姊妹”关系换了个，让韦氏当了比自己年长四岁的乔贵妃的姐姐，“二帝北迁，贵妃与韦氏俱。至是，韦妃将还，贵妃以金五十两赠高居安，曰：‘薄物不足为礼，愿好护送姊还江南。’复举酒酌韦氏曰：‘姊善重保护，归即为皇太后；妹无还期，终死于朔漠矣！’遂大恸以别”（《宋史·乔贵妃传》）。同时，虚构了韦氏曾为郑皇后的侍女，以进一步掩盖韦氏的真实年龄。
随着宋高宗议和路线的确定，绍兴十二年（1142）八月，韦氏带着宋徽宗的梓宫回到江南。归国后，韦氏非但没有提及自己在金国的遭遇，反而叮嘱宋高宗“两宫给使，宜令通用；不然，则有彼我之分，而佞人间言易以入也”（《宋史·韦贤妃传》），意思是说，我们母子之间要多联系，多通气，不然，小人会恶语中伤，从中离间。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韦氏这番话很奇怪，如同“此地无银三百两”，这也恰恰印证了她心里有鬼。
为了掩盖真相，宋高宗还害死了同父异母的妹妹柔福帝姬。北宋灭亡后，柔福与韦氏一起入洗衣院，后“归盖天大王赛里，名完颜宗贤”（《呻吟语》），说明柔福与韦氏一起当过妓女，还曾一度同侍一夫。后来，柔福伺机逃回南宋，经宋高宗及宫内老人辨认，确认无疑。然而，韦氏归国后却称“柔福死沙漠久矣”（《鹤林玉露》），将其活活打死。对此，《随园随笔》也称“柔福实为公主，韦太后恶其言在虏事，故诛之”，以杀人灭口，死无对证。
同时，凡是了解韦氏底细的人，大都没有好果子吃。如，身陷金国十五载的洪浩归国后，被宋高宗称赞为“忠贯日月，志不忘君，虽苏武不能过”的忠烈之臣，后来却成了一个“造为不根之言，簧鼓众听，几以动摇国是”（《系年要录》）的罪臣，被流放岭南，两个助手张邵、朱弁也遭殃。再如，跟随韦氏归来的官员白谔，也因“有燮理乖谬语，刺配万安军”（《廿二史劄记》）；作为“报谢使”赴金与完颜宗贤有过接触的王次翁，也被钳制口舌。
此外，宋高宗还下诏“禁私作野史，许人告”（《宋史·秦桧传》），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野史之禁，严禁士大夫私自修史，提倡官员相互举报，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防止韦氏在金国的丑闻被泄露和传播，用高压措施保全韦氏的名声，保住自己的颜面。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面对辱母之仇，丧国之恨，宋高宗不致力于收复失地、直捣黄龙，而是关起门来耍威风、饰太平，无不反映了他的昏庸和软弱。有仇不报，有苦说不出，而是煞有其事地为受辱的生母改年龄，混淆视听，掩耳盗铃，正是宋高宗缺少民族气节、一贯屈膝投降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