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贵族有贵族的风流，武士有武士的风流，而僧人也自有一番风流。日本民族善于吸收外国文化，更善于取舍，对于佛教也是趋利避害。日本人既要享受做和尚的好处，也要保存人欲，一个民族的禁欲文化主要来自其民族的原始宗教、民族的传统道德，在日本既找不到禁欲的民族宗教，也没有形成禁欲的道德传统，因此，日本尽管引进了印度和中国主张禁欲的佛教，但他们在守色戒方面并不能坚持很久。
自圣德太子公元600年遣使来中国求法，直接从中国输入佛教之后，日本的贵族官僚纷纷建寺出家，于是官场的污秽进入了这本来应该清静的世界，有时候佛教竟成为统治人们、迷醉和欺骗人们的精神鸦片，寺院成为政治斗争的避难所。道镜事件之后，日本朝廷为了摆脱寺院和僧侣对政治的控制，一边迁都平安，一边整顿佛教，解除了山林修行之禁，日本的山岳佛教因此发展起来。新兴真言宗的空海和尚(774—835年)曾严格要求他的弟子隐身山林，严禁门下的和尚接触女性，更严禁女人上山入寺。但此时，酒色财气早已熏染了日本的佛教，而且禁欲毕竟不适应日本开放的民族性，所以持戒难以持久。
日本人吸收外来文化尽管一开始是不假思索地全盘吸收，但经过一段时间后，他们就要加以选择甚至改造了，让它日本化，符合日本人的人性。佛教的色戒是与日本人的民族性根本冲突的，到平安时代中后期，以天台宗延厉寺为中心的日本佛教各宗派寺院再次控制政治、影响政权，寺院不仅拥有享有巨大特权的“不输不入权庄园”，而且豢养了大量的僧兵，这些人名为和尚，实乃光头武士，其跋扈连朝廷的武装力量也没奈何，谈何守色戒、不近女人?
佛教密宗是纵欲的，因为它吸收了印度教性力派的“大乐”思想和实践，密教的流行使佛教从禁欲走向纵欲。空海的真言密教虽在日本大行其道，但其后来流行的原因可能与祖师的初衷相左。佛教是禁止弟子娶妻生子的，谈论这样的问题至少说明持戒不坚，但当时日本的僧人、尼姑谈婚论嫁、议论风流潇洒的比比皆是，比如日本中世著名的随笔作家吉田兼好，本来是一个和尚的他却在随笔集《徒然草》一书中总操心这样的问题。
不用说，埋头家务治家有方的女子，实在不值一提。生了孩子，一心珍爱孩子，令人厌烦。男人死后，女的入庵为尼老气横秋的样子，即使是男人死后也令人扫兴。
不管是怎样的女子，朝夕相处相见，就没了吸引力，也就厌烦起来。作为女的来说，被丈夫讨厌，又不能离去，会处于悬在半空的境地吧。因此，住在另外的地方，男的时常去女人的住所宿夜，即使是经年累月依然是断不了的情侣吧。男人突然来访宿夜什么的，女人一定感到新鲜吧。
吉田兼好是一个天生的和尚，据说他8岁的时候就曾向父亲请教“佛为何物”。虽然他有如此早的觉悟，却在31岁的时候才出家，大概是在体验了婚姻生活之后才这样做的，不然他何以喜欢思考那样的问题。
时至今日，日本的和尚怕没有不娶妻生子的了，我在日本留学的那个佛教大学，许多教授都是和尚，大都生儿养女，他们或者是大寺院的理事，或者自家经营小寺院。该校一些学生家里经营一个寺院，毕业就回去继承家业，当和尚做住持，不用找工作。
除了娶妻之外，在日本封建时代的和尚们还经常包养情妇。井原西鹤在《好色一代女》一书中就说，江户时代的“寺院香火很盛，有的寺院却藏污纳垢，养着供和尚玩弄的化装成小童的姑娘，而且概不避人耳目”。该书的主人公好色一代女，一次化装成一个流浪武士通过一个帮闲的介绍拜访一个寺院的住持，认识之后便一起大吃大喝，此时“从厨房里飘来的荤腥味一直不断”。饭后，好色女与好色的和尚便商量妥贴，“每一晚上的过夜钱是两步金子”(步是当时的一种计量单位)。好色一代女按照这个价码，转遍了各山各宗派的庙宇，最后发现，“没有一处寺院不归于女色之道这一宗一派，没有哪个寺院的和尚没有破色戒”。
虽然井原西鹤的记录未免夸张，却也说明了一些事实，因为该书基本上是有原型的。后来，一个寺院的住持对好色一代女特别痴心，为了省去重新找女人的麻烦，于是和她“商定三年的合同，合同期内给三贯银子”，好色女就这样成了这个寺院住持的姘头。好色女还发现，寺院的香火越盛，进的钱越多，和尚们的行为就越放纵。当时的和尚们白天僧衣僧袍的倒也一本正经，但是一到了晚上就换上短外衣，打扮成医生模样去逛妓院。有的虽未去逛妓院，也是因为在自己的寺院里修造了藏纳女人的地方，比如在自己的寝室一角挖一个深洞，安一个从外面看不见的细长窗户以便透光，顶板上培土伪装，墙壁建有一尺多厚，免得泄露说话的声音。女人白天就被关在这里面，晚上才到和尚的寝室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