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圣叹（1608—1661年），字若采，江苏吴县（今属苏州）人，清初文学批评家，一生博览群书，评点古书甚多。他不仅节评了《国语》、《国策》、《左传》和稗官野史、九彝八蛮所记载的内容共计百余篇，同时还把《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传》、《西厢记》统称为“六才子书”，准备逐一批注。其批评文字雅训、透脱、精妙，可谓“透发心花，穷搜诡谲”，“一时学者爱读圣叹书，几乎家置一篇”。金圣叹在书评行业涉及面之广、影响力之大，无人能与之抗衡，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书评家”。
然而，这样一位才华横溢、见解独到、“扛鼎”级别的书评家，还没来得及把“六才子书”逐一点评完，就莫名其妙的遭到了被杀头的人生恶运。金圣叹的朋友们对他的死感到惋惜和疑惑；反对他的人也觉得他“不以其罪”枉杀为憾；就连鲁迅先生对他的死也发表过感慨：“就事论事，倒是冤枉的。”那么，金圣叹是因为什么原因被砍下脑袋，横尸街头呢？
金圣叹的死因，如果细细考究起来，恐怕就是死在了他的“狂”和“快”上。思想上有些“狂妄自大”，言行上追求“快人快语”，这是绝大多数有才气且个性鲜明文人的共同特征。稍微狂些、快些，或许还能被封建权势和社会舆论所容忍；但如果这种“狂”和“快”过了分、超了标，尤其是逾越了封建社会中按部就班的社会秩序，不管你为人再怎么洒脱，才华再怎么绝伦，评点再怎么深刻，在别人的眼里就会成为一个落落寡欢、孤傲使气、目中无人、自以为是的怪物。而金圣叹就是这样一个人。
“狂”是金圣叹招来杀身之祸的根源所在。金圣叹历经明清两代，饱读诗书，满腹经纶，但由于他对封建社会的本质认识不够，恃才自傲，不拘礼法，写文章随心所欲，不按章法，所以没有当上官，没有为朝廷所用。作为一个一生不得志、不官不民的“草根文人”，金圣叹后来自己改名金人瑞，无疑是想对世人表明自己是一个鄙弃功名、追求逍遥的名士，很有些“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委屈。仕途上的不尽人意以及对社会的强烈不满，使他形成了玩世不恭、放荡不羁的性格。心中的苦闷总要通过一种方式进行宣泄，于是评书成了他精神依靠。他不但狂妄的把反映强盗小说《水浒传》抬高到与《庄子》、《离骚》、《史记》、《杜诗》并列的“才子书”地位，敢于冒文坛之大不韪的说道：“天下之文章无出《水浒》之右！”最让人惊讶的他在点评《水浒传》时竟然大声疾呼：“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在那个死水、浑水般的封建社会里，金圣叹能够一语道出“官逼民反”的王朝败亡症结所在，无异于发出振聋发聩的晴天霹雳。可能金圣叹当时正在狂妄的兴头上，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他虽然没有直接骂皇帝，但却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高俅是皇帝的亲信。如果说亲信是造成祸乱的根本，那么皇帝在扮演什么角色呢？就冲这一点，金圣叹就不会被统治者所容忍。可能因为当时顺治皇帝正提倡学习汉文化，又觉得金圣叹见解深刻而且有些才气，所以对几个翰林院大学士说道：“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时大眼看他”，即“金圣叹的著述，不是寻常文字，你们要好好看看，不能一概而论”。受到国家最高统治者的肯定和赞誉，金圣叹的内心不禁激烈涌动，使原本就非常狂妄的思想更加膨胀，进而忘乎所以。
“快”是金圣叹被判死刑的导火索。金圣叹是一个说话做事不假思索、有着强烈表演欲望的快人。他的这种按捺不住、快人快语的个性，如果在平常的事情上表现出来，顶多会被人挖苦一下、嘲笑几句也就算了。可在关键时期、非常事情上发作出来，如果再遇到一位不买他帐的厉害人物，那可就要遭殃了。清初顺治十八年，皇帝死了，留下了一道“整顿地方吏治”的遗诏。这本是例行的文告，大多是做做样子，可不少书生文人却想趁清廷整顿吏风之机，将贪赃枉法的县令任惟初扳倒。他们上书大揭县令的烂疤，想把他驱逐出苏州。谁知道以搜刮无度著称、人称“朱白地”的巡抚朱国治却有意偏袒属下，抓了五个带头闹事的书生，引起了公愤。第二天，一百多名文人到孔庙里向孔夫子哭诉，借机准备大闹一场。这便是清史上颇出名的“哭庙”事件。或许是不满官府的做法，或许是真心维护正义，或许是急于表现自己，那个曾经受到过皇帝表扬的金圣叹顺理成章的成了诸生的“首领”，很有一股子舍我其谁的气概。在没有认真考虑后果的情况下，金圣叹脑袋一热，亲自写了一篇抗议文章，发表演讲，支持诸生的“逐官运动”，并不自量力的要找凶狠残暴的巡抚朱国治“讨一个说法”。官府早就想收拾一下这个狂妄的文人了，金圣叹这次主动跳了出来，恰好自投罗网，结果遭到了官府的疯狂镇压，酿成震惊苏州乃至全国的“庚午哭庙大狱”事件。朱国治在奏疏上罗列这些闹事者的罪名是：“敢于哀诏初临之下，集众千万，上惊先帝之灵，似此目无法纪，恐动摇人心。”这当然是有关清廷大局稳定的大事，于是朝廷派专人在江宁审讯，十八名被捕者不分首从，统统判处死刑。金圣叹作为造反头子，被“掌嘴二十，以倡乱罪处斩”。
孔雀因为长着翠羽而被网捕，猎豹因为拥有斑纹而被擒杀，这些本应当引以为骄傲的资本，却成了它们招灾惹祸的根苗。同样道理，文人的狂也往往是遭嫉致祸的根本。而金圣叹个性上追求快人快语的秉性，则加速了他由被嫉到被杀的进程。因为一件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和平请愿事件，金圣叹却轻松的付出了生命代价，不能不让人深思。其实，金圣叹的死是清朝统治者为了打击江南文人的反清思想，巩固满族政权造成的，他只是死于清朝统治者屠刀下的无数无辜者之一。
作为文人或者书评家，有些脾气，有些牢骚，这很正常。但根本没必要像金圣叹那样恃才傲世，目空一切，争强好胜，个性膨胀得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不买自己所处的那个封建社会的帐。如果金圣叹能够像陶渊明那样心平气和的待在家里，一壶好酒、半碗浓茶，心态平衡，与世无争，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的评书，不但能够寿终正寝，还能给世人留下更多更精彩的书评，这比起他年仅53岁就因为“狂妄自大”和“快人快语”而毫无意义的死去，岂不更有人生价值？！
金圣叹固然玩世不恭，并狂傲到了置自己性命都不顾的份上。但与“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归隐田园的陶渊明相比，金圣叹则表现出了文人的另一种“骨气”。这种骨气，是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体现，是一种“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告白，是一种笑对死亡、从容不迫的态度。他的死，充分地展现了那个特定历史时期苏州的士子，不肯俯就，不愿委屈，以死抗争的豪迈英气，直让今天那些缺少钙质的知识分子为之汗颜。
金圣叹死后被葬于吴县藏书乡五峰山下的博士坞。不过，这位才子并没有因此而得以静静的安息。他的坟墓在“文革”中被无情地砸毁了，可能是人们认为他不过是一位佯狂佯颠、德行怪异的封建文人而已，这倒成了金圣叹的最大不幸。世人没有读懂他，理解他，反而让一颗永不屈服、睥睨权势的灵魂在青山绿水中无所皈依。这多少让人扼腕长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