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官史。官方修史是我们的优秀传统，中华古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长达数千年，就得益于这一传统。然而，在历史上，既有“脏唐臭汉”、“弱宋腐明”的说法，亦有“相斫史”、“吃人史”的评价。岳飞是南宋时期的民族英雄，对于这一结论，毕竟争议不多。但在南宋官方的史书中，对岳飞史迹的记述，却颇多贬损之处，原因何在哉？南宋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除夕，由于赵构、秦桧卖国集团的暗算，岳飞竟惨遭横死；十四年后，秦桧方寿终正寝。
在这期间，秦桧始终以宰相兼领“监修国史”，“专元宰之位而董笔削之柄”(邓广铭《岳飞传》，以下未注明者同)，紧紧抓住笔杆子不放。而且，他在史馆中大力安插亲信，秉记事之职者非其子弟即其党羽，“凡论人章疏，皆桧自操以授言者，识之者曰：‘此老秦笔也。’”(《宋史》)而岳飞自从戎之日起，即以“尽屠夷种，迎还二圣”为己任，而这与不惜卖国求荣，一味苟安自保的赵构、秦桧之流是不能兼容的。尽管岳飞屡建奇勋，秦桧及其党羽又怎么可能将其功绩归档入史呢？因此，“岳飞每有捷奏，桧辄欲没其实，至形于词色。其间如阔略其姓名、隐匿其功状者，殆不可一二数。”不特如此，有时甚至故作曲笔，颠倒事实。绍兴十年，岳家军在郾城、颖昌等地与金军作战，连战皆捷，赵构、秦桧却逼令岳飞“措置班师”。即使如此，凯旋途中，岳飞仍兵援陈州以顾大局。
就是这段历史，史书是如何记载的呢？“岳飞在郾城，众请回军，飞亦以为不可留，乃传令回军，而军士应时皆南向，旗靡辙乱不整，飞望之，口塑而不能合，良久曰：‘岂非天乎？’”(《三朝北盟会编》)从而将岳飞描述成一个丢盔弃甲，狼狈逃窜的“逃跑将军”。本书作者薛梦莘虽非史官，但据邓广铭先生考证，这条记载完全是作者“从南宋官修史书抄来”，这就不能不带有秦桧之流的深深印记。
再看家史。所谓家史，类似于今之晚辈为其尊长撰写传记。在这类传记中，出于血缘、亲情、通谊的考虑，往往出现隐恶扬善的毛病。
岳珂系岳飞之孙，对他笔下的“鄂王”、“先臣”也就是他的祖父是如何记述的呢？应当说，为整理岳飞的史料，他确曾下过大量搜遗辑录之功夫，“积日累月，博取而精核之”，用了五年时间才编成这部《行实编年》。岳飞作为一代英烈而惨遭横祸，由于他事功卓着，即使在当时，不仅在民间口碑相传，备极推崇，在官方，南宋孝、宁两朝，也已公开为其平反。按理说，岳珂只需客观、真实地记述乃祖的史迹就够了，这不仅是对其先祖负责，也是对公论的尊重。然而，岳珂却未能跳出亲情和历史的局限，字里行间往往掺杂一些隐恶扬善或锦上添花的东西。比如，他在书中有意隐讳了岳飞少年时代曾在官宦之家做过庄客(类似于今之保安或长工)的往事，本来贫下中农出身的岳飞，却被塑造成出身诗书翰墨之家、“尤喜《左氏春秋》、《孙吴兵法》”的富家子弟。再如，他在书中极力为乃祖曾因“建储”(立太子)受到皇帝斥责的史实进行辩诬，反而指责他人的如实记述“荒谬不根，颠倒错乱”。
绍兴十年，岳飞在河南的作战行动，不过是攻克许昌，威逼开封(东京)而已，而岳珂却在书中凭空杜纂出一段“先臣独以其军进至朱仙镇，……遣骁将以北嵬骑五百奋击，大破之。兀术奔还京师。”为了帮乃祖锦上添花，竟无中生有地编造了一场“朱仙镇大捷”。
从人性的角度而言，“两喜必多溢美之言，两怒必多溢恶之言。”(《庄子.人间世》)可谓深明世情的确然之论，然而，评骘是非，著书立言，能够做到善人之善而不溢美，恶人之恶而不溢恶，殊非易事。
秦桧对岳飞的溢恶，如果其旨在粽谤异己，因而佛头着粪的话，那么，岳珂对岳飞的溢美，如果不是适得其反，至少是画蛇添足了。现在之人，往往习惯于享受溢美之词而诛伐溢恶之事，其实，“妄誉，仁之贼也；妄毁，义之贼也。”(汉.杨雄《法言.渊骞》)溢美、溢恶，半斤八蔖，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考诸前人，鉴之历史，今之为史、为志、为传者，宁不深长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