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足球与中国历史渊源颇深，这项运动最早起源于我国历史上的战国时代。当我们历史上那些国产球星在球场上闹得欢、踢出花的时候，梅西、C罗们的祖先还不知道足球是圆的还是方的。
汉武帝看球踢球还评球
秦统一六国后，足球(蹴鞠)运动一度失去市场。西汉建立后，又重新走向兴盛，这主要得益于皇家贵族的推波助澜。而推动这项运动大踏步发展的，是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的老子———刘太公。
刘邦称帝之后，把父亲刘太公从老家接到长安城的未央宫里生活。但刘太公显然对这种混吃等死的生活不满意，因此闷闷不乐。原来刘太公自幼生活在城市下层，娱乐活动离不开斗鸡，更爱踢上两脚球(蹴鞠)。于是，刘邦就下了一道圣旨，在长安城东百里之处，仿照原来沛县丰邑的规模，造起了一座新城，把原来丰邑的居民全部迁往新城，刘太公和刘老婆子(刘温)也迁往该处。从那以后，老太公又过上了“斗鸡、蹴鞠为欢”的幸福生活。
说到球迷，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些大佬级球迷。其中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算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汉书》记载，汉武帝在宫中经常举行以斗鸡、蹴鞠比赛为内容的“鸡鞠之会”，他的宠臣董贤为了经常能够为皇帝提供精彩赛事，就专门在家中养了一些“大牌球星”(会踢球的“鞠客”)。看到精彩之处，汉武帝如果脚痒难耐，也会下场踢上两脚。他不光自己踢球、看球，还喜欢评球。当时就有人写了一部《蹴鞠二十五篇》迎合圣意，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体育专业书籍，也是世界上的第一部足球专业书籍。这本书后来还成为军事训练的教材。
汉武帝的大将霍去病远征塞外，在缺粮的情况下，还坚持在军队里组织踢球比赛。
唐敬宗踢球正职皇帝是副业
唐代的官僚贵族，大多是球场上的高手，很多人在工作之余以蹴鞠为乐。这样蹴鞠在当时就成了一项贵族运动，常常和奢侈浪费联系在一起。唐中宗的驸马杨慎交、武延秀，在家中修建私人球场。为了让他的马跑后不扬起尘土，一千步长的球场全用油和泥建筑。唐代宗时的剑南节度使郭英又家中养女伎骑驴打球，驴身上的鞍饰及人身上的服装，也要用去数万钱。正所谓豪门一场球，贫民几岁秋。
据史料记载，唐朝喜欢踢球这项运动的皇帝不在少数，唐太宗、唐玄宗都是其中的好手，当然这也和唐朝的文化体育异常繁荣有很大关系。而在这些踢球者中间最出挑的当数其中的帝王级球员———唐敬宗李湛。
唐敬宗的痴迷程度远远超过他的两位先祖，他完全把踢球当作自己的正当职业，把皇帝作为自己的副业来经营。唐敬宗踢球不是玩票性质，他以一个职业球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经常因为踢球而放弃上朝，整天泡在球场上摸爬滚打，或同太监一起玩，或自己一个人玩。
唐敬宗当皇帝是不合格的，但做球员绝对是够格的。他很有天赋，属于技术型球员，在球场之上常常是头、脚并用，威猛异常。他在当了皇帝后，见中和殿比自己的东宫宽敞多了，踢球的兴趣更是大增，常常置公务于不顾，只一门心思在宽大的殿中球场练脚法。有时白天没玩够，晚上接着玩，挑灯夜战。
宝历二年(826)六月，唐敬宗下令在宫中三大殿同时举行大规模体育盛会，有踢足球的，有角力摔跤的，最精彩的是令教坊和内园分组进行驴鞠比赛。球赛最大的“赞助商”唐敬宗站在宫楼之上看得异常兴奋。随着比赛的深入，高潮迭起，发生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事情。这个队员因体力不支，被那个队员打破脑袋，打断胳膊，或两个骑驴击球队员因控制不住胯下之驴而导致二驴相撞，队员坠落驴下，被驴践踏而受伤。
唐敬宗李湛是一个喜怒无常、以别人的伤残为欢乐的残暴君主。他常常叫打球供奉半夜赛球，以致经常发生“碎首折臂”的惨事。而他却以此为乐，残酷的暴虐行为终于激起了打球供奉们的反抗。宝历二年(826年)十二月，唐敬宗李湛在郊外打猎，回到宫殿已是夜半，忽然心血来潮，把打球供奉从睡梦中唤醒召来，要他们陪自己打球作乐。这时马已困乏，人无准备，又是夜半时分，更容易发生危险事故。而唐敬宗李湛一意孤行，毫不听人劝说，为了满足其残暴的本性，非要人伤马残不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打球供奉苏佐明、王嘉宪、石从宽、阎惟直等人联合起来，杀死了这个疯狂的球迷。
宋徽宗把足球奉为“国粹”
如果我们要评选中国历史上最大牌的球星，北宋时期的高俅应该是其中最有力的竞争者。高俅之所以在球场之上能够扬名立万，这要感谢他所生活的时代。当时的皇帝是宋徽宗赵佶，我们只知道宋徽宗是书画高手，却不知道他也是一个超级球迷。
宋徽宗时期，这位搞艺术的皇帝把足球奉为“国粹”。很多官员和百姓都把踢球和看球当成了除过日子挣钱外的最大业余爱好，甚至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妇女也把踢球列为最喜爱的娱乐活动之一。
为了完善和规范足球行业与足球运动，宋徽宗还专门为踢球立法。其中规定：朝廷有大的喜庆宴会，都要有足球表演。在喝了第六杯酒之后，足球艺人便要下场表演踢球。在这种对足球举国狂热的大环境下，高俅当然把足球列为自己的立身之本。学得蹴鞠艺，货与帝王家。高俅的人生因为足球迎来了重大转机。一次别人派高俅到端王府去送篦子刀。碰巧，赵佶正在园中踢球，高俅便站在一旁看，露出不以为然之色。或许是赵佶注意到了高俅的神情，便问道：“你也会踢吗?”高俅年轻气盛，回答说能。于是二人对踢，高俅使出全身本领，将球踢得如鳔胶粘在身上一般，尤其是那一脚绝技“鸳鸯拐”，甚合赵佶的口味。宋徽宗大喜，当即派人传话给王晋卿：“谢谢你给的篦刀，连同派来的人，我一起收下了。”
宋代以后，足球运动走向娱乐化。踢球不再是一项强身健体的运动项目，而成为烟花柳巷处妓女娱客的一种手段。踢球娱乐的社会性也大大缩小，它不再是节日的活动内容，也不再是宴会上的保留节目，而成为一种放荡行为。《明史》上记载，元朝末年，拥兵三吴、称兵割据的吴王张士诚的弟弟张士信“每出师，不问军事，辄携樗蒲(一种赌具)、蹴鞠，拥妇女酣宴。”由此可见，这时候的踢球已经和淫乐奢靡绑在了一起。朱元璋称帝之后，传下圣旨，严厉禁止军人踢球。朱元璋的圣旨只能禁止军人踢球，但并不能改变足球的娱乐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