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曾含蓄地承认：《边城》是他在现实中受到婚外感情引诱而又逃避的结果。沈从文婚外恋的对象是诗人高青子，他们的关系深深地伤害了妻子张兆和。沈从文也很痛苦，他跑到梁家向林徽因倾诉，请她帮忙整理一下自己“横溢的情感”。
爱上学生发起情书攻势
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的沈从文选择靠笔吃饭，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好在沈从文认识了郁达夫，很快在文坛打开局面，后又经徐志摩推荐，到胡适主持的中国公学当老师，有了一份体面的工作。
沈从文在中国公学的第一堂课，就闹了笑话。他在慕名前来听课的学生面前呆站了十分钟，然后又用十分钟念完了原先预备讲一个多小时的内容，然后看着学生，又一次陷入了沉默。最后，他只好在黑板上写着：“今天是我第一次登台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学生大笑不止。
目睹沈从文出洋相的女生中，就有他日后苦苦追求，最终成为他夫人的张兆和。
张兆和出身江南名门，家世显赫，她皮肤稍黑，活泼俏丽，外号“黑牡丹”。因为人长得漂亮，身后有大批追求者。张兆和曾把追求者进行编号——青蛙一号、青蛙二号、青蛙三号……在当时众多追求者中，沈从文并无优势，小学没毕业，又没留过洋，也不是教授，性格又很木讷，用二姐张允和的话说，他只能算是“癞蛤蟆第十三号”。
但是，“癞蛤蟆”偏偏对“白天鹅”一见钟情，沈从文没有勇气当面表白，就开始写情书。张兆和收到沈老师的第一封情书，上面只写了一句话：“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爱上了你?”张兆和没有回信，她以为沉默是最好的拒绝。然而沈从文的来信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厚，让她不胜其烦。她在日记中写道：“又接到一封没有署名的S.先生(沈的代号)的来信，没头没脑的，真叫人难受!”
得不到回应竟寻死觅活
得不到张兆和的回应，沈从文开始软硬兼施，寻死觅活了。1930年7月，张兆和在日记中描述了沈从文对她的室友说的一番话：“如果得到使他失败的消息，他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刻苦自己，使自己向上，这是一条积极的路，但多半是不走这条的;另一条有两条分支，一是自杀，一是，他说得含含糊糊，‘我不是说恐吓话……我总是会出一口气的!’出什么气呢?要闹得我和他同归于尽吗?那简直是小孩子的气量了!我想了想，我不怕!”
很快，学校里谣言四起，这让声名清白的张兆和不堪重负，她决定找校长胡适去“揭发”老师的不当行为。岂料，在此之前，沈从文因为追求不到张兆和曾跑到胡适那里哭诉，胡适说他会出面帮他一把。张兆和主动找上门来，胡适认为是一个机会，于是就有了下面这段对话：“沈老师给我写这些可不好!”“有什么不好!我和你爸爸是安徽同乡，是不是让我跟你爸爸谈谈你们的事。”“不要讲!”“我知道沈从文顽固地爱你!”“我顽固地不爱他!”
最后，张兆和气冲冲地走了。
然而，在沈从文马拉松式的爱情攻势下，张兆和还是动摇了。正如她后来的回忆，“我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个‘乡下人’的看法逐渐改变了，真是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走“上层路线”搞定岳父
比张兆和更早接受沈从文的，是她的家人。
1933年暑假，张兆和毕业后回到苏州，沈从文追随而来。为了给张兆和留下好印象，他卖掉了一本书的版权，买了一套英译精装本的俄国小说作为见面礼。据小妹张充和回忆，沈从文造访那天，张兆和到图书馆看书了，沈从文以为她故意不见，站在门口进退无策。后来二姐允和出来，便请他到家中坐，沈从文怎么也不肯，坚持回旅馆去了。张允和“从小见义勇为，更爱成人之美”，等三妹回家，便劝她去看沈从文。张兆和不去，张允和说：“你去就说，我家兄弟姐妹多，很好玩，请你来玩。”张兆和来到旅馆，一见到沈从文，就像小学生背书似的，把二姐教的话一字不改地说了出来，之后，就再也说不出第二句了。
沈从文到张家做客很受欢迎。当时张兆和的父亲和继母住在上海，沈从文没有见到，他回青岛后写信托张允和询问张父对婚事的态度：“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张父很开明，主张儿女婚事由他们自理，张允和得到父亲的答复后，跑到邮局给沈从文打电报，：“山东青岛大学沈从文允。”一个“允”字，既表示婚事得到允许，又代表了打电报之人的姓名。毕竟是恋爱中人心思缜密，张兆和怕沈从文看不懂电报，又悄悄去了趟邮局，重拍了一封：“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沈从文硬是凭着一股子韧劲，追到了他心目中的“女神”。1933年9月9日，沈从文在北平中央公园与张兆和结婚。这位“乡下人”终于如愿以偿，喝上了爱情的甜酒。
精神出轨爱上女诗人
沈从文和张兆和新婚后的生活，算得上如胶似漆，幸福甜蜜。但是，两人毕竟相差8岁，经历、所受的教育迥然不同，再加上沈从文是小说家，对爱情的追求，又多了一层美妙的幻想，所以当激情退去，回归平淡的时候，两人个性的差异还是显现出来。
沈从文虽然是乡下人，但天性浪漫，相反，张兆和却要务实得多。张兆和曾经写信给沈从文说：“不许你逼我穿高跟鞋烫头发了，不许你因怕我把一双手弄粗糙为理由而不叫我洗东西做事了，吃的东西无所谓好坏，穿的用的无所谓讲究不讲究，能够活下去已是造化。”这种家事的琐碎，让沈从文对婚姻有了不同往日的看法。其中，最能反映这种心态的，就是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毕竟，在新婚蜜月里写出一部悲剧作品来，这种对比不同寻常。
沈从文说，《边城》是他将自己“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而这种“受压制的梦”，是“情感上积压下来的一点东西”。后来，沈从文含蓄地承认：《边城》是他在现实中受到婚外感情引诱而又逃避的结果。
沈从文婚外恋的对象是诗人高青子。当时，高青子在熊希龄家当家庭教师。有一次沈从文去拜访熊希龄，熊希龄不在，高青子出面接待，初次见面双方都留下了好印象。一个月后，两人又一次相见，高青子故意按照沈从文某小说描述的情节打扮自己。
显然，文学女青年高青子是沈从文的铁杆粉丝，不仅读遍了他的小说，而且还相当熟悉他小说中的各种细节。她这样的穿着，无疑是在传达一种无声的信息。从这个细节，我们可以看出高青子是个兰心蕙质的女孩，而且有着细密的心机，她自己做这身衣服时，已经情有所寄，她已经含蓄地表达了对沈从文的好感。沈从文何等敏感，自然心领神会，两人越走越近。
1936年春节刚过，沈从文与高青子的婚外恋在平静的家庭中掀起了令人不安的波澜，他将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告诉了张兆和，张兆和感到意外、震惊和不解，一气之下回了苏州娘家。
沈从文每天给妻子写一封长信，坦白地表明他对北京的一位年轻的女作家(高青子)的爱慕和关心，其中一句伤心的话引起张兆和的嫉恨。痛苦、无助的沈从文想到了林徽因，他想到这位才女经受过诸多情感的考验，他在寒冷的风中落泪，赶到梁家，向林徽因倾诉。
林徽因劝其斩断婚外情
沈从文在林徽因面前为自己辩护，他不能想象这种感觉同他对妻子的爱有什么冲突，当他爱慕和关心某个女性时，他就是这样做了，他可以爱这么多的人和事，他就是那样的人嘛。
林徽因面对好友的情感纠葛和生活烦恼，写信回复。1936年2月27日，沈从文收到林徽因的来信，林徽因信中表示：“你希望抓住自己的理性，也许找个聪明的人帮忙整理一下你的苦恼或是‘横溢的情感’，设法把它安排妥帖一点，你竟找到我来，我懂得的。”
后来，林徽因提了一个很耐人寻味的建议，让他去找金岳霖谈谈，“他真是能了解同时又极客观、极懂得人性，虽然他自己并不一定会提起他的历史”。
而沈从文并没有挥剑斩情丝，抗战爆发后，沈从文和高青子先后在1938年到了昆明，据曾与高青子同住在昆明市玉龙堆四号的室友女诗人徐芳在接受访谈中表示，当时对沈高两人的往来，流言是颇多的，主要在于沈从文早已有了家室。而作家孙陵在《浮世小品》书中，有着近距离的观察，他说：“沈从文在爱情上不是一个专一的人，他追求过的女人总有几个人，而且，他有他的观点，他一再对我说：‘打猎要打狮子，摘要摘天上的星星，追求要追漂亮的女人。’”
最终，深爱妻子的沈从文及时刹车了，然而这种“灵魂的出轨”虽没导致家庭破裂，却加深了夫妻间的不理解。巧合的是，后来沈从文与高青子在西南联大重逢。这段期间两人同在西南联大，他们的交往就更加密切了。
沈从文有篇小说《看虹录》写于1941年7月，后来在1943年3月重新改写，并发表于同年7月15日的《新文学》第一卷第一期。故事叙述一个作家身份的男子，在深夜去探访情人，窗外雪意盎然，室内炉火温馨，心灵早已相通的两人，在这愉悦的气氛中放纵了自己，他们向对方献出自己的身体。
小说插入大量抽象的抒情与议论来体现沈从文的独特思索，他进行多种文本的实验，既有隐喻的语言模式，又有转喻式的多种故事结构方式，再加上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沈从文刻意要把这段婚外情，写得隐晦，因此这小说是晦涩难懂的。
十三年后给妻子写下忏悔书
只是，与长久的婚姻比起来，短暂的婚外恋要脆弱得多，高青子最终选择退出，据说后来嫁了个工程师。
沈从文和高青子的关系没有一直维持下去。高青子就像一颗流星在沈从文生命的天空划过。彩云易散，霁月难逢。短暂的婚外恋情敌不过稳定、漫长的家庭生活，这注定是沈从文生命中的一段插曲。
半个多世纪以后，张兆和还为这曾经有过的波澜耿耿于怀，她说高青子长得很美，为了中止对他们家庭的干扰，亲友还为高青子介绍过对象。1946年，沈从文为纪念结婚十三年创作同名小说《主妇》，总结了自己十多年的情感历程，也是写给妻子的忏悔书。
虽然生活中有诸多不和谐，但张兆和始终是沈从文心目中的女神，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也多受益于这场婚姻。二姐张允和回忆，“1969年，沈从文下放前夕，站在乱糟糟的房间里，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中掏出一封皱巴巴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地对我说：‘这是她(张兆和，此时已下放湖北咸宁)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接着就哭起来，快七十岁的老头儿哭得像个小孩子一样又伤心又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