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宦官的发展，是不以朱元璋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宦官是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只要封建专制主义存在，皇帝继续搞个人独裁的寡头政治，迟早会走上重用宦官、使刑余之人干政的道路，当然，这是重蹈覆辙的回头路。朱元璋正是这样，特别是当他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制后，成为空前——当然不是绝后——的封建专制独裁者，对功臣宿将、包括自己的亲侄子与外甥都心怀疑忌，必欲一网打尽、斩尽杀绝而后快。这样以朝夕与共的宦官作为心腹，则显然是意料中事。如果说，洪武初年，朱元璋对宦官严加防范，宦官主要服务于宫廷生活，其活动很难越出森严的宫墙之外，那么，在朱元璋执政的中后期，特别是在他的晚年，宦官就又重新走上政治舞台，扮演着各类干预国家大事的角色了。如：洪武八年(1375)五月，朱元璋派宦官赵成往河州市马。
朱元璋知道“西番”向来产马，曾派人去买，但因使用的货币不同，买到的马很少。这次，他让赵成带了很多罗绮绫帛及四川的茶叶去换马，并命令河州守将对番人善加抚慰，“以通互市”，买到的马逐渐多起来。洪武十年(1377)三月，户部奏请派宦官、国子生及部委官各一人，到“天下税课司局征商不如额者一百七十八处”，加以核实，确立定额，朱元璋“从之”。这是宦官参与税务的明证。洪武十六年(1383)九月，奉旨去琉球买马的宦官梁珉返京，共买马983匹。洪武二十五年(1392)二月，朱元璋派尚膳太监而聂、司礼太监庆童赍敕到陕西、河州等卫，向所属番族宣谕，命令他们卖马，给以茶叶。结果，这次得马10340余匹，交换出去的茶叶达30余万斤。这些马后来被分配给河南、山西、陕西卫所的骑士。这些都清楚地表明，早在洪武中，宦官便已被委以重任，如到边疆从事对明代国防至关紧要的茶马贸易。
不仅如此，宦官还不断被朱元璋派为特使，参与国内、国外的一些重大政治活动。如：洪武十二年(1379)三月，朱元璋派宦官陈景及校尉，向靖江王朱守谦宣读谕旨，告诫他乃父朱文正当年在江西“恣意放纵，视人如草木，作孽无休。其不仁者甚，夺人之妻，杀人之夫，灭人之子，害人之父，强取人财。事觉，教之不听。未几，谋奔敌国，又觉，而方囚之，然后而殁”[，要他“再休与一个小人闲戏”，致蹈乃父覆辙，并当场逮捕了朱守谦身边一些为非作歹的人。洪武二十六年(1393)二月，发生蓝玉谋反大案，三月，朱元璋派宦官而聂与驸马梅殷去山西，传旨晋王朱：“说与王，把那三个侯砍碎了，家人、火者、成丁男子都砍了。
家财头口交与王府。妇女，王府差内使起解。钦此。”[由此可见，宦官已经参与了多么重大的政治机密!至于让宦官飘洋过海，奉使外国，成了外交上的要人，更是屡见不鲜。如：早在洪武二年(1369)四月，即派宦官送高丽流寓之人归国;洪武十一年(1378)正月，派宦官陈能至安南国吊祭国王陈之丧;洪武十六年(1383)正月，派宦官梁民等人至琉球国，赐给中山王察度镀金银印;洪武二十八年(1395)十二月，派宦官赵达、朱福等使暹罗斛国，祭奠已故国王，并赐给新登大宝的国王文绮四匹，以示祝贺。如此等等，都明确记载于《明太祖实录》中，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在宦官问题上，打破朱元璋种种禁令的不是别人，正是朱元璋自己。
惟其如此，洪武时期宦官的人数，在不断地明显增多。洪武十五年(1382)十月，一次便“增设内使三百六十人”，而洪武二十四年(1391)，竟向高丽国要阉人达二百名之多，安南国也不断向朱元璋进贡阉人，每次动辄几十人，总数虽无确切数字可查，但为数肯定相当可观。朱元璋还曾亲笔谕安南国王，指出他不允许安南进贡的阉宦回国，是错误的，提出“今后凡有省亲怀旧欲归者”，应当允许他们回安南。也正因为宦官人数日益增多，需要加强管理，洪武十七年(1384)，朱元璋才特地更定内官诸监库局品职，设下九监、二库、六局，即：内官监、神宫监、尚宝监、尚衣监、尚膳监、司设监、司礼监、御马监、直殿监;内承运库、司钥库;巾帽局、针工局、织染局、颜料局、司苑局、司牧局，另设宫门承制等官。这就为后来管理宦官的庞大机构二十四衙门——十二监、四司、八局，奠定了基础。
明成祖朱棣时，宦官愈益受到重用，权势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