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两份条约作一下比较，就会发现，它们其实截然不同。首先，《尼布楚条约》只是一份边界条约，两个帝国以双边条约的方式划定边界，类似于古代会盟，严格来说，它还属于中世纪的地缘政治，我国历代王朝对此并不陌生。而《南京条约》则与边界无关，它主要涉及战争赔款和战后通商等事宜，并由此而建立起基于主权国家的双边关系。
其次，《尼布楚条约》是以拉丁文为主，以满文和俄文为辅签订的，这显然与传教士的参与有关。以拉丁文为正式文本，是以尊重教皇仲裁权为前提的，这在西方亦属于中世纪老例，近代民族国家兴起以后，签订条约双方，都以本国文字为主，不再以体现教皇权威的拉丁文文本作为仲裁依据。基于这两点，我们认为，真正具有近代意义并以国际法为依据的条约是《南京条约》。在《南京条约》里，中国损失了国权，而清朝却没有损失王权，更何况通过《南京条约》，清王朝亦有所获，即以协定关税论，中国损失了海关权，而清朝却增加了海关收入，卖国不是亡国，当然要有回报。
此后，海关收入，成为财政支柱，不再归内务府，清朝流失的白银，通过海关找回来了，林则徐找不着北的，被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找到了，你说，谁是大清朝功臣?只要以海关收入作抵押，各国银行便竞相贷款，后来，左宗棠西征，李鸿章建海军，举国上下办洋务，都靠海关支撑。《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还增加了一项收入，那就是出卖租界地并收取租金。表面上，清政府明文规定，土地不卖给外国人，可实际上，它从不限制由私人转卖，因此，外国政府，往往先找一名中国人出面，将土地买下，然后再以“永租”的方式转让给它，由它来招商，搞房地产开发。
从收入的角度来看，将土地卖给洋人，显然要比交给农民划算，搞房地产开发，肯定比农业赚钱。英国人带来了一套新的国土经营模式--政府租地，招商开发，以房地产经营，营造新城市。对此，清政府又爱又怕。爱的是，荒地变现，另辟财源，地价攀升，还有上涨空间。我们不好统计，清政府趁着租界兴起，究竟卖了多少地，增加了多少收入，因为它做得很隐蔽，而且一直在隐瞒。可它还是怕，怕国权卖完了，只好卖王权，而卖了王权，它就完蛋了。不过，中国足够大，卖也卖不完，更何况大清朝还留了一手，那就是东三省，中国卖完了，它还可以回东三省，东三省是清王朝的命根。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尼布楚条约》为什么用满文签而不用汉文签，为什么徐继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东三省是“我朝”、“我国家”对中国主权的贡献。在王权与国权之间，徐氏并没有作出明确的区分，就他的身份而言，他当然更倾向于二者的共同点，但他很清楚，王权与国权也有不同点，国际法认可的是国权而非王权。
清朝人不知王朝以外还有国体存在，通过卖国，渐渐意识到王朝与中国并不完全一致，王朝不仅可以卖中国以自救，还可以卖中国以自利。英法联军拿下北京后，仍与清朝谈判，使清朝得以确认：此夷无亡我之心。于是，大开卖国之门，赂以厚利，拉拢列强，与之合作，共灭太平天国。列强趋利，唯恐清朝死去，遂大力支持。晚清由此别开生面，因与列强“同治”，而一度呈现“复兴”之势。
以卖国增加收入，靠洋人复兴王朝，如同吸食鸦片，也会上瘾。以海关为例，晚清出卖海关，主权受制于列强，设总税务司，由洋人主持，清朝聘用之，授尚书衔，司务人员，亦请洋人担任，原以为大清朝的银子从此便要大大的流失，可事实是，海关税收反而因此剧增，当年林大人没有完成的任务，让总税务司完成了。根源在于，列强治下，中国海关制度日益健全。起初，列强以武力为后盾，胁迫清朝同意建立近代海关制度，清朝以为，这样就被列强掐住了命根。后来清朝发现，列强不要它的命根，而要中国主权，要与它“同治”中国。清朝出卖的不是王权，而是国权，不惜以卖国维系王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