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百姓的上访行为，宋代帝王最初是严令禁止的。宋太祖赵匡胤就曾下诏规定“禁民越诉”。如有呈冤京师者，“并令监司缉拿。”至宋真宗赵恒时期，朝廷虽意识到各地民生多艰，冤狱泛滥，并在京师设立了登闻鼓院及检院，试图强化司法受理面，提高结办案件能力，但仍然不允许百姓随意上访、越诉。如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真宗皇帝上元节车驾出游时，有百姓沿街陈事。一些随行官员想当然地认为“国家既受瑞行庆”，百姓陈事很有可能只是“诉事希恩”，请皇帝全部“悉从徒坐”。宋真宗没有听从臣下意见处罚上访者，但亦没有受理百姓任何陈诉，只是“悯愚民不晓科禁”，并随后下诏“自今邀车驾越诉者，令有司告谕而宽其罚。”
宋王朝对上访、越诉现象真正网开一面是在宋神宗赵顼时期。神宗时宋王朝内外问题更为突出，为了安定统治，神宗皇帝逐渐改变了祖宗对“越诉”问题的处理态度。如王安石变法时，曾有“开封酸枣、阳武、封邱县民千余人赴寺诉免保甲教阅”，他们认为保甲教阅严重影响农时。对此，朝廷官员最初亦如前代一样以“已牓谕无令越诉”为由不予理会，并派员予以遣散。但神宗皇帝详查事情本末后认为，“今正当农时，非次追集，于百姓实为不便。令提点司劾违法官吏以闻。”并感于数年来百姓越诉规模逐渐扩大，日趋频繁，如单纯禁止上访，极有可能酿成民变，故果断地做出了“自今仍毋得禁民越诉”的规定，并“诏开封府界、河东灾伤州军，许于限外接诉状以闻。”
此后直至南宋，宋廷对越诉、上访的态度更为软化，有些情况甚至给予制度的保障。如高宗赵构时，流民、无业人口、受灾人口众多，赵构就曾下令所有人户需由各地官府排查、造册，对于那些定居筑屋者，予以免税优待，所需物料，不许“官司拘截使用，如违，许人户越诉”。而南宋宁宗赵扩时期的法典《庆元条法事类》中，则更是有大量允许百姓上访、越诉的法律条文。
在允许越诉、上访的同时，宋王朝亦意识到了单纯的允许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在京师受理越诉、上访，又会影响到都城百姓的生活。因此，南宋时，朝廷就选派出“诸路劝农使，所至究民间疾苦，检视账籍”。并虑地方官吏因缘取索，遂赋予劝农使“受越诉”之权，试图就近解决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不光民事活动中朝廷开始许民越诉、上访。宋高宗赵构为打击贪腐，当时的刑部还规定百姓可越诉陈告，举报“州县之吏赃贪者”;百姓“越诉”后，如“监司守令不即按治”，则“并行黜责”，以此希望达到使“举刺之官不敢坐视，赃吏既去，民皆乐生”的目的。
当然，宋代对越诉、上访问题的改革，实际上并没有能够有效遏制住官僚的贪腐，亦没有从源头上消减社会矛盾。但是这种适时给予百姓上访机会的做法，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国内的危机。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积弱的赵宋王朝之所以能够立国近三百二十年，甚至强大的蒙古军队入侵时，其内部也没有发生大的动乱，恐怕与此亦不无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