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好，古代本有对男性俘虏施加“宫刑”的办法，即阉割后到宫室里来服役，于是宦官中也常选用这类受过宫刑的人来充当以上都根据吕诚之(思勉)师的考证，见所著《三国史话》，民国三十二年开明书店本。。最受秦始皇宠信的宦官赵高，就本系赵国“诸赵疏属”，国亡后受宫刑当上宦官的(《史记》卷八八《蒙恬传》)。《后汉书》卷七八《宦者传》说：“中兴之初，宦官悉用阉人。”可见直到前汉宦官还不都阉割，要从后汉起才都用受过宫刑的阉人，当然也包括许多自行阉割以投效谋生的现在又通称宦官为“太监”，这是因为明代的宦官办事机构分设十二监，每监各设太监一员为长官，以后宦官权势大了，人们也就把非太监的宦官混称为“太监”。。古代门客之于主子多少有点人身依附关系，发展成为宦官制度以后，宦官更统统是奴隶身份。唐末以昭宗名义所下诛戮宦官的诏书中就说过，“此辈皆朕之家臣也，比于人臣之家，则奴隶之流”(《旧唐书》卷一八四《宦官传》)。用现代科学语言来讲就是皇帝的家内奴隶。家内奴隶通常和从事劳动生产的奴隶一样，都是被奴役受压迫的;但如上升为奴隶头儿，奴隶总管，成为高级的宦官，那就转而站到主子的立场去压迫奴役别人了。
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提一下史学界老前辈陈寅恪先生的观点。陈先生在其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指出：“唐代阉寺多出自今之四川、广东、福建等省，在当时皆边徼蛮夷区域。其地下级人民所受汉化自甚浅薄，而宦官之姓氏又有不类汉姓者，故唐代阉寺中疑多是蛮族或蛮夷化之汉人也。”案奴隶本多是俘虏来的，也有是买来的，唐代北方游牧为生的少数民族比较厉害，即使战败也多不愿受阉割当家奴。皇帝家奴只有从当时从事农耕的南方少数民族中选用。但这些皇帝家奴得宠掌权后阶级地位就起了变化，不再代表被压迫的少数民族的利益，而只能是代表皇室的利益，成为皇帝的得力爪牙了。这点务请读陈先生《述论稿》的读者们注意。
我国封建社会的宦官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掌权。一般说来，贵族势力大，能够分掌中枢大权时轮不到宦官掌权;必须皇帝有较大权力就是中央高度集权的时候，作为皇帝的家奴才有可能掌权。历史上宦官掌过权的朝代，如秦、汉、唐、宋、明等莫不如此。战国以前照我看是封建领主制社会，贵族和国君共同掌权，魏晋南北朝出现的门阀制度是领主制残馀在地主制社会的回光返照，皇帝得靠世家大族撑腰，皇帝家奴更没有资格多说话。少数民族皇帝的金、元、清等朝在内廷基本上不搞汉人那一套，即使有个别宦官作点威福也形成不了制度。
再就中央集权的朝代来说，也并非一开始就让宦官掌权。因为开国皇帝身边总有一批同过患难、经过考验的功臣元勋，即使他们贵为宰相，和皇帝仍是休戚与共，皇帝用不到另外培植贴身亲信。如唐开国时高祖有他的“太原元谋功臣”，太宗有参与“玄武门之变”帮他夺取政权的功臣。高宗即位时，宰相长孙无忌、褚遂良都是先帝太宗的旧人，为了从他们手里夺回权力，转而依靠“素多智计，兼涉文史”的昭仪武氏，形成了在皇帝身边的另一个中枢机构所谓“内朝”，而和宰相为首的“外朝”相抗衡。武氏当上了皇后、太后，最后改唐为周当女皇帝，先是自己掌权，晚年信任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又形成了女皇帝的内朝。中宗复周为唐，又宠信韦后形成内朝。这几个内朝都还轮不到宦官参与。
开始让宦官组成内朝，是在唐玄宗时候。玄宗吸取前此皇后擅政的教训，在废掉王皇后后不再立皇后，不让所宠爱的武惠妃、杨贵妃凭借皇后名义插手政治。把政权全部交给外朝宰相吧，当然更不放心。于是挑选了身边的大宦官高力士协助他处理政务，“每四方进奏文表，必先呈力士，然后进御，小事便决之”，力士也就此“常止于宫中，稀出外宅”(《旧唐书》卷一八四《高力士传》)，这样就出现了由宦官组成的和外朝宰相抗衡的内朝。原先，唐宦官机构“内侍省”不置三品官，长官“内侍”只是四品，这时设置正三品的“内侍监”为长官，抬高到和外朝正三品的宰相同一级别。
唐玄宗之所以让宦官组成内朝，当然是由于宦官都已阉割过，按照习惯这种阉割过的“刑馀之人”是没有可能当皇帝的，不像宰相权势大了有可能篡位当皇帝，皇后也有可能当女皇帝;同时，也由于宦官是家奴，既贴近，又恭顺听话，不像外朝宰相有时要摆官架子，装得严肃可怕。至于宦官中选用高力士，则是因为高力士给他出过大力，“玄宗在藩，力士倾心奉之”，玄宗剪除太平公主从太上皇睿宗手里取得全部政权时，力士又积极参与军事行动(《旧唐书·高力士传》及卷八《玄宗纪》)，可说是经得起考验的干才。
以后各个皇帝宠任的宦官就两《唐书·宦官传》所记，如李辅国、窦文场、霍仙鸣、吐突承璀、仇士良、田令孜等，都曾是皇帝在东宫当太子时的亲侍，程元振、俱文珍、王守澄、梁守谦等都以拥立皇帝建有殊勋，总之多数是皇帝心目中最亲近最可信赖的人物。要知道，“任人唯亲”本是旧社会的通病，唐代某些宰相也是以东宫旧人的身份被擢用的，何况宦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