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说刘邦、李渊、朱元璋等人后来做了皇帝，成为了一个王朝最高统治着，就是说张角、黄巢、李自成、洪秀全这些功败垂成的农民起义军的第一把手是什么人物，便可以知道这些农民起义军的实质究竟是什么了。张角是舞弄巫术的教会教主，黄巢是行走江湖的私盐贩子，李自成是因为犯了错误而被辞退的朝廷驿卒，而洪秀全则是久考不中的落地秀才，还有那个众所周知的梁山农民起义军的首领宋江，本来就是郓城县身负血案的在逃官吏。细数所有的农民起义军的队伍，别说是第一把手，就是这些起义军队伍的高层领导，几乎没有哪一个是真正下地干活的正经八百的农民!再说了，这些农军起义军的第一把手没有一个不想做皇帝的心。当然，有的成功了，便坐上了皇帝的大位;而那些失败的，就成为了“贼寇”了。俗话说，“胜者为王败者贼”，这无疑是千百年来十分极端的历史定位。
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这种“胜者为王败者贼”历史定位被推翻了，并从一个极端走入了另一个极端，这句话的意思改成了“败者英雄胜者贼”了。胜利者做了皇帝成为了千夫所指的最大国贼，而失败者则成为流芳千古的不朽英雄。于是，农民起义军从此走上了历史的神坛，成了中国农民阶级的骄傲。那么，为什么会出现着这种现象?究竟有应该怎样看待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军呢?
其实，在古代中国，农民起义运动风起云涌，尤其是处于朝代更替的动乱时期，这种运动表现得尤为激烈，真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浪高过一浪。不可否认，这些数不清的农民起义运动，具有着十分积极进步意义，但是，更不能因此而否认他的消极性、危害性和破坏性，这是由于当时处于社会底层民众的阶级局限和缺陷而决定的。
众所周知，但凡阶级矛盾上升到不可调和之时，暴力流血冲突将不可避免。中国的农民起义运动也一样，起义斗争直接打击或摧毁了原来的封建腐朽统治，表达了农民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利益要求，在一定程度上迫使后来的封建统治者较前代更加励精图治，以民为本，施行仁政。唐太宗李世民随其父李渊在太原起兵，亲身经历了隋末的农民起义运动，使他认识到民众力量的强大与可畏。因此，他常常关心民苦，体察民情，在对其太子的教诲中也常提到“君，舟也;民，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感慨!
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运动，使得掌控王朝的统治阶级在某些方面和程度上调整生产关系，使之适应不断变化着的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农民起义运动的积极进步性，是值得肯定与赞扬的!然而，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就没有不流血牺牲的。农民起义运动中的死伤的民众让人瞠目结舌，动辄成千上万，可谓是尸骨如山，血流成河。
在封建社会农耕时代，农业生产是头等大事。经过战争的破坏，不要说农时的耽搁，田园的荒芜，即便是战争平息之后，青壮年男丁伤亡无数，这使得农业生产缺乏足够的劳动力，造成“十室而九空”，妇女、老人不得不从事繁重的农务活动。这种现象并不仅仅出现在一次的农民战争之后。这里举几个例子：如唐朝的黄巢领导下的农民起义运动，据《旧唐书》上说，“黄巢所过之地，百姓净尽、赤地千里。” 即便这部史书上说得有些过分，但是这次农民起义运动造成恶果也是显而易见的。
再如明朝末年的农民起义运动，当时农民起义领袖中有一位与“闯王”李自成齐名、自号“八大王”的张献忠。开始他与李自成合伙共打天下，但在攻下武昌后便自称大西王，初步建立了政权。后攻陷成都，于公元1644年，即明朝甲申年十月十六日登基称帝。史书记载，其人嗜杀成性，以杀人作为其报复和发泄手段，进而以之取乐。他在成都曾立有一块七杀碑，上面刻着他杀人如麻的理由：“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似乎对他而言，杀人不仅不是罪过，反倒是他的一种责任，他是在替天行道!这是多么荒唐可笑的理由，多么让人痛心的杀戮!
还有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这可以有数字来说明这次农民运动所造成的恶果：太平天国爆发前夕，即公元1851年，中国人口达到四点三亿。太平天国失败后，即公元1863年，中国人口只剩下二点三亿。一场农民战争使中国损失了两亿人口，其中竟有四千万人是直接死于战争的，这是何等的残酷!以后直到1911年，全国人口才恢复到三点四亿。
这还不过是造成的一方面恶果，如果是农民起义军的高层不仅杀人生性，而且贪财好色，那么，这次的农民起义运动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将会更大!这在明朝末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运动和清朝中叶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中人们可见一斑。这两次农民起义运动都是因为起义军的高层领导贪财好色、贪图享受而最后走向失败的。
其实，中国封建时代的农民习惯于做安顺良民，忠于自己生活的那个王朝，而且中国封建时代的农民对物质的要求比较低，较能安于现状，守着自家的“一亩三分田”，和老婆孩子一起过着平淡的生活，享受天伦之乐，他们是懒得起来造反的。除非是天灾人祸，社会大乱，触及自己的根本利益，使自己生活不下去时，才会被迫铤而走险，起来造反。然而充满激情的农民起义者在革命冲动的同时，也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大多数的农民起义者可能仅为了能填饱肚子，而盲目地跟从一些起义领袖参与斗争。其实，他们既没有明确的革命目标，也没有完整正确的革命纲领，很容易被一些欲施展报复而不得志的封建中下级地主阶级的蛊惑、利用，甚至成为个别人性扭曲，嗜杀贪财的小人为打击报复，破坏社会的工具。而许多农民起义者却不能明白，反倒一次又一次地成为他人掌控之物，何其痛苦?何其悲哀?
那么，古代的农民起义军为何能走上历史的神坛，原因就是由于不少历史学家只赞扬农民起义运动的积极进步意义，而对其存在的消极性、危害性和破坏性的阶级局限和缺陷却避而不谈。当然，封建时代的农民阶级有其许多阶级优越性，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但如果以此就不重视其消极方面的影响和探析其阶级局限性，就会有失偏颇，有失公正。这必然会影响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更不利于去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史为鉴，以史为戒，最后只能是一句空话。
事实上，历史以其详实的资料反复地证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起义运动，其结果只是在不断重复着用一个朝代去代替另一个朝代，却都没能最终跳出封建制度的历史“怪圈”。这就好像是一个原点在同一层面上的环状运动，最终达到的还是那么一个原点，只不过原点的内容和方式有所增益罢了，而当时的农民阶级却由于历史或自身的某种原因，不能采取制度上的革新，使其以一种螺旋式上升的发展态势去变革落后的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国的封建制度发展得如此充分，根深蒂固，相比于世界上其他的许多国家更为漫长的缘故吧!那么，中国近代化起步之晚，其原因就不言自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