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以后，虽然中国在政治文化上于世界渐渐失去影响力，但“朝贡”却一度发展到高峰。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就迅即派出使者出使周边邻国，如：朝鲜，日本，占城，安南等国，通知诸国明继元统，宣扬大明国威。朝鲜，日本等国纷纷遣使进呈贺表以示臣服，一时间出现了“大明统一万方，天子文武圣神，以仁义礼乐君师亿兆，故凡华夏蛮貊，罔不尊亲。际天极地，举修职贡。自生民以来，未有如今日之盛者”的局面。
明成祖朱棣时，郑和七下西洋，出访国家遍布亚洲和非洲，中外交往盛极一时，大明国威“声闻四海”。据《明史》记载明朝时来华朝贡的国家多达150多个，中国式“宗主国—附庸国”体系在地理范围上达到了最大。但是，就像有人看穿隋炀帝“朝贡贸易”的本质一样，大明所谓“万国来朝”也都是中国皇帝“陪赔本赚吆喝”的面子工程，其实质是“假朝贡、真赔钱”。史书记载，隋炀帝免费招待“万国宾客”，这些费用一旦皇家结不了账，就要落在店家头上，这简直是皇帝拉着店家一起“赔本赚吆喝”。他死要面子让百姓活受罪，只为换得“名义上的尊重”而毫无实际利益，结果得不偿失。对于明朝的朝贡本质，当时有个意大利“中国通”利玛窦，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是世界向中国朝贡，而是中国向世界朝贡。利玛窦是个传教士，在中国前后逗留了28年，对中国国情可谓驾轻就熟。
以外人的眼光看中国的症结，往往切中要害。利玛窦冷眼旁观，外国朝贡体制纯粹是中国中心论妄自尊大、凸显中心的外在政治形式需要。他发现，在向明朝纳贡的国家中，“来到这个国家交纳贡品时，从中国拿走的钱也要比他们所进贡的多得多，所以中国当局对于纳贡与否已全不在意了”。利玛窦在他的著述中写道：“所谓进贡倒是有名无实的”，“中国人接纳来自其他很多国家的这类使节，如交趾支那、暹罗、琉球、高丽以及一些鞑靼首领，他们给国库增加沉重的负担。中国外交官知道整个事情是一场骗局，但他们不在乎欺骗。倒不如说，他们恭维他们皇帝的办法就是让他相信全世界都在向中国朝贡，而事实上则是中国确实在向其他国家朝贡。”
利玛窦揭示中国式朝贡的本质，已经失去“宗主——藩属”的实质意义，那不是领导世界的组织，而是“夕阳国家”最大的面子工程。然而，都知道中国皇帝“好面子”，不惜重金铸造外交“面子工程”，但他们这么做的原因在哪里呢?仅仅用“面子文化”能解释全面吗?像朱棣这样的中国皇帝，并不如杨广那般“智商”有恙，为什么也喜欢“假朝贡”、对外“倒贴”呢?他应该知道，外国对他没有什么实际的帮助，为什么还是大把银子砸在外国人身上不心疼呢?
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一个人花谁的钱不疼?一是花别人的钱，二是花祖先的钱(中国民间有句谚语：崽花爷钱心不疼)。而这两种心态，中国皇帝全占。中国虽是“家天下”，但国民在皇帝眼里，绝对不属于家庭成员，准确定位是“家蓄”，在皇帝眼里，与其说子民向皇帝纳税，不如说是他们向皇帝上贡。“取之于民”是真谛、“用之于民”是胡扯。至于“爱民如子”的说法，其含义与“鳄鱼的眼泪”差不多。在“家天下”体制下，真正的“出活儿”、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上贡者乃是家蓄家奴，这才是中国君主的食物链下线，至于国外，大多是处在食物链上层的野兽，中国君主安敢寄望名副其实的朝贡呢?
从“夷狄”的角度设身处地想一想，“假朝贡”也在情理之中。这个一贯奉行“尚德抑武、不治夷狄、不干涉他国内政”大国，从未真正征服过我们、只是名义宗主国，我们何必诚惶诚恐“奉献”、真正纳贡呢?给足他们虚荣，换来我们的实际经济利益，你情我愿，一拍即合。花别人的钱，交自己的友。出于这种心态，中国历代皇帝对于“假朝贡”乐此不疲。打肿脸充胖子，打肿的是“家畜”的脸，“光耀”的则是自己的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