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淮党争不仅耗去了左宗棠与李鸿章的有限才华，同时，还使得他们在对人才的选拔上赌起气来。非我族类，不管你才高几斗，一概不用。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世有驽马无数，而驽马伯乐亦无数。把不合适的人放在不合适的位置上，不是下属的错，而是上司的错。甲午战争中，李鸿章重用的两个将帅——海军统帅丁汝昌、陆军统帅叶志超皆属无能之辈。丁汝昌在水师提督这个位置上，只确保了一项基本原则：唯李鸿章马首是瞻。把北洋水师打造成“李家军”，这个丁汝昌确实做到了，至于其驾驭海战的能量，却差在千里之外。
丁汝昌虽为李鸿章器重的干将，但既非经天纬地之才，也非与世界接轨的新一代将官，而只是旧式封建一吏。他早年参加太平军，当看到太平军大势已去的时候,被迫随队叛投湘军，不久改隶淮军，参与对太平军和捻军作战，官至记名提督。1879年(清光绪五年)，被李鸿章调北洋海防差用。没有海军科班出身,没有正规海上训练，只因为是“李鸿章的人”，所以淮系丁汝昌从陆军转行直接来领导海军。丁汝昌对李鸿章言听计从，其依赖之重,达到了没有主见的程度，哪里还有海军统帅的半点自信，俨然如李鸿章家丁一般。海军统帅不求战功，走的是“人身依附”的升迁之路，北洋海军在丁汝昌的领导下，其实已经嬗变为一支“家丁部队”。
在被李鸿章调北洋海防差用之前的近20年从军生涯里，丁汝昌虽有长江水师的背景,但对于新式海军的训练却是懵然无知。基本上是个“旱鸭子”，“水战”经历几无，何况海战。在调北洋海防差用后，到甲午战争爆发前这段时间，作为清国海军的前线最高指挥官的丁汝昌是怎么表现自己“才华”的?家奴哲学驾驭下的北洋水师，主要目的是对内自重而非对外防御。故此，丁汝昌平时训练，完全是在取悦上司眼球，走形式作样子，战性没有，上操场可以，一上战场就不灵了。
比如北洋水师的射击演练，军舰在射击的时候，靶船不动，结果军舰量好了距离，按照这个浮标发炮，当然是百发百中。可是战场上能这么打吗?再如阵型问题，战场上千变万化，平时都事先说，今天演练什么阵型，大家做好准备――这事先你都知道了。可是战场上，可能就给你发出一个旗语，就一个命令，马上就变阵了，变成什么样的阵形根据战场情况定。平时那样训练到战场上怎么能够得心应手?所以丁汝昌主持下的北洋水师，在训练方面平时就缺乏严肃性、缺乏实战性。
“旱鸭子”丁汝昌，指挥北洋水师，基本上是外行管内行。难怪邓世昌等少壮管带在《台湾：1895》里叹曰：英国有不懂海战的海军司令吗?这样的海军司令官，不仅毁了海军，而且还毁了自己——终为不擅长的工作搭上性命。庸才与气节无关，虽然丁汝昌在甲午海战最后时刻吞毒自杀，但仍无法掩盖他“无能”的庸才本质，海军需要的是挽狂澜于既倒的统帅，而不是一死了之的无用之才。选择丁汝昌，导致海战之败，而选择叶志超，则彻底葬送了朝鲜与东北全境。
中日战争爆发前夕，李鸿章选择陆军统帅上，也颇费思量。那时的陆军将领中，不乏能征惯战的老将，但是李鸿章最终选择的却是叶志超。靠“口才”赢得胜利，扯谎与对主子绝对服从——这就是叶志超的“大才”。叶是官场中的典型人物，胆小如鼠，视钱如命，又无声望，但同样是因为出身“淮系”，所以被李鸿章视为嫡系。不断地委“小才”以“大用”。鼠辈叶志超竟坐上了陆军“总统”的宝座，但是蠢才的官职可以直线提升，才能却无法瞬间上升。叶志超带领的手下，个个都是官僚坯子，除了吸食鸦片外，战时每天都摆酒欢宴，既不体恤士兵，也不理会逼面而来的大敌，他们笃信“船到桥头自然直”的官场哲学。
平壤之战前，叶志超小妾写给叶志超一封信，劝他多为家里的妻妾想想，于是本非人杰的他，在平壤之战的紧急关头弃城逃走。丁汝昌叶志超乃庸才，实属无能之辈，在这一点上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早就看在眼里提醒于口，但是李鸿章思来想去还是重用了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出身“淮系”，是自己的人，由此奠定了北洋水师的内耗基调。
丁本人不谙海军事物，可他属下各舰管带中大多出身于左宗棠、沈葆桢创办的马尾船政学堂毕业生。部分靠人身依附上来的海军将领，虽然很听“丁军门”的话，但亦步亦趋的他们，盘算的是“站队”而非“打仗”，哪里有能力对抗虎狼之师日本的侵袭?党争，内斗，制肘，腐败，可惜了重金买来的战舰，可叹那么一群海陆统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