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与曹魏，一个是真亡，一个是假亡。三国归晋，蜀汉在邓艾、钟会的夹击下，不堪一击，弱智皇帝刘禅举国投降，是真的死掉了。而魏国虽说不久也“亡”，但却是篡位而“亡”，说白了就是换了姓氏不同的新主子，魏的主体并没有亡，且一直很强大，只不过改名叫“晋”，不再是曹家天下。两股敌对势力为何下场如此迥异?这与两国“大当家的”一脉相传的“用人之道”有着“前因后果”的联系。
两位“大当家”刘备与曹操，一个缔造了蜀汉，一个创建了曹魏。依照《三国演义》“煮酒论英雄”一段的曹操说法，天下英雄唯此二人。如果英雄要分类，刘备乃枭雄，曹操乃奸雄。按罗贯中的本意，枭雄刘备代表向善的力量，奸雄曹操代表恶，因为拥刘就是拥善，抑曹就是抑恶，所以《三国演义》“拥刘抑曹”。这里，笔者且不论“拥刘抑曹”有没有错，单就刘备与曹操的道行而分，刘备作得是君子状，而曹操是个无遮拦的真小人。不同的道行有不同的“用人之道”，不同的“用人之道”预示着两国的不同命运。“君子”刘备爱才重德。纵观蜀汉阵营，至少表面上，多是“有德之士”，从诸葛亮到“五虎将”，个个忠义，关羽关云长，忠心赤胆，乃义的化身。诸葛孔明，鞠躬尽瘁，代表不二的智慧。其赵云赵子龙，品德几近“完人”。蜀汉阵营吸纳降将也大都以德为先。那黄忠原为长沙太守韩玄部将，兵败长沙故主身亡，城陷，他一不投降二不杀身成仁，只是在刘备面前苦嚎旧主。便博得刘备、诸葛亮、关羽等人好感委以重任。而起义献城、功劳和智谋远在黄忠之上的魏延，却因为“反骨”行为，始终得不到他们的信任。
不妨想一想，个性突出、智勇双全德的魏延，他反的主子，从蔡瑁到韩玄，哪个不是“顽恶”之辈?就因为这样的“反抗”精神，这样的大才终生在蜀汉难有大作为。好德胜于好才，必有虚伪之徒表演的舞台。关羽、诸葛亮禀承刘备用人方式，有过之而无不及，苦果尝尽。那关羽镇守荆州时信任的大将潘睿糜芳，刘备的螟蛉子、见死不救的刘封等人，均为虚伪无能之辈，一触即溃，大难临头各自飞，他们貌似忠厚实则见利忘义，断其后路、送君子关羽下地狱的，其实正是前后方的他们。
诸葛亮的“用人之道”尚不及刘备宽容，甚至达到“重德轻才”的地步，他对人才求全责备，不容人才个性，蜀汉的“人才市场”严重衰败。他治理蜀汉后期，由于“水至清则无鱼”，蜀中已无大将，人才枯竭断档严重。平庸廖化作了先锋，费祎蒋琬有德无才，大都将就材料，最后文武百官悉数听命于弱智的皇帝，纵然诸葛亮鞠躬尽瘁，庸才辈出、只有虚伪道德家表演的蜀汉亦焉有不亡之理?!
蜀汉的灭亡是必然的“衰亡”，而随后蜀汉的死对头——强盛的曹魏也“亡”了，是何道理?这要从曹魏的创始人曹操“用人之道”找源头。比起“君子”刘备，魏国“老大”曹操的确令人耳目一新， 曹操无疑有曹操的“长处”，他是个不折不扣的真小人，他是“奸诈”的、又是率真的。当他率真到不以宣扬“内心世界”为耻时，比起刘备这样的“君子”来，似乎就“真实”许多。“真小人”曹操“唯才是举”，英雄不问出处，不计前科，故招来人才如云。这是曹操“真”的价值，也是魏国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三国归晋，晋的老底是魏，邓艾、钟会这样的奇才均出自魏国，“唯才是举”的“用人之道”功在千秋。
从徐庶到许攸，由杨修至司马懿，只要是人才，都会得到曹操不遗余力的重用，他们人尽其材，曹营人才辈出，魏国实力雄居三国之首。当然，这些人才的命运也随着“真小人”曹公的需要而跌宕起伏，甚至稀里糊涂地付出生命。救命恩人吕伯奢，无罪被斩的押粮官，用完就杀的许攸，“死在梦中”的侍者，恃才放旷的杨修，他们死不瞑目，纷纷成为“真小人”曹操践行“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的无理牺牲品。“真小人”曹操行事没有道德的底线，把同类仅仅视为一种道具，虽然人才云集，但难以达到互相信赖的地步。曹公可投不可靠——大概是那些人才们的心语。
终究，“真小人”曹操为“重才轻德”的用人之道付出了惨重代价。曹操的孙子曹奂领教了什么叫做“超级真小人”，爷爷信赖的幕僚司马懿恩将仇报，其孙司马炎用逼他下跪禅位的方式来“报恩”，曹爷爷的“真小人”行径被司马孙子生生又演绎了一番!虎狼一般的人才，虎狼一般的血淋淋!曹魏的天下被他的宠臣司马氏窃取，因为司马家族上上下下更秉承了曹操“真小人”原则——不重信义，只重实力。
曹魏的末代时光，强盛的魏国演变成为统一的西晋。德才之变，成为蜀汉与曹魏的终结者。历史可化镜鉴但一去不再，世间不再有蜀汉，也不再有曹魏，惟有“用人之道”在“兴亡之道”中发挥着永久的“长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