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常常会跟人们开各种玩笑，越是被人们认为是历史陈迹，或者是封建弊端，越是在现代化社会中顽强地生存。“警车开道”的封建特权即是一例。昔有“鸣锣开道”，今有“警车开路”，两物生成虽年月不同，表现形式有别，其本质却无异。古代官宦出行，定是随从、兵勇成队，配铜锣若干，一路高呼“闲杂人等闪开”，既显官威又得畅道，此曰“鸣锣开道”。如今，没有了鸣锣开道，却时常能看到警车开路，没有回避的虎头牌和皂隶，却出现了凶悍的警员和“靠边、让开”等尖厉的警车语言。
背后根深蒂固的特权文化
追根溯源，还是我们国家专制等级制度及其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度观念使然。西周取代殷商之后，推行了一整套政治制度和文化措施，其中最为完善的就是以等级制度为核心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这个制度明确规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此前提下，最为显著的制度特征就是：所有的国家待遇和礼节均呈金字塔的形态，塔尖越高，等级越高，特权也就越大。比如天子吃饭才可以使用九鼎，诸侯可以使用七鼎，以此类推。
天子们不仅制定了这样等级分明的制度，而且还用什么“君权神授”、“奉天承运”之类的天命神秘观念为其等级特权制造神秘气氛。其目的就是向人们昭示：我至高无上的地位和特权是上苍的意志，不可动摇。这样一来，天子帝王的特权就不仅不会随着岁月而褪色，反而因为神的佑护而坚实稳固。
尽管这个制度到春秋末年受到了冲击挑战，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但这个制度的基础却一直延续下来，并形成强大的社会观念和社会心理，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骨髓深处。《论语·八佾》中孔子气势汹汹地批评季氏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原来，按照周礼的规定，在歌舞会的舞蹈演员队列中，只有天子才有资格每行排八人。而季氏身为诸侯却胆敢在家庙舞会中使用八八六十四人的队列，这在孔子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
历史早已成为陈迹，八佾的制度或许早已一去不复返，但是孔子这种视周礼的秩序规则为正道，坚持特权等级思想的观念，却逐渐积累形成为一种强大的惯性，深深扎根于国人的生活和行为之中。看到这些琐屑故事，也许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警车开道”在当下中国还会有如此强大的气场。
维护特权的虚伪装扮
从秦始皇到汉武帝，都做过海外求仙的事情。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条件来看，求仙似乎只是帝王的特权。求仙活动是帝王在拥有人间所有的特权之后，希望继续开拓自己的特权领域的尝试。尽管仙是没有求到，并且不少儒生和方士还因此搭上性命，但是此举却是一个信号和符号，它告诉世人，也告诉历史：有了至高无上的特权，别说你人间的各种路我要趟过，就是去另外一个神仙世界，也是唯我独尊、唯我独享的。
《幽明录》里面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汉武帝微服路过一百姓家，见到人家的婢女有些姿色，就找个借口留宿，并把人家姑娘给糟蹋了。没有想到的是，姑娘的男友正要持刀报复微服行奸的武帝时，有位书生从天文星象上发现代表武帝的星座有危险，赶忙大声惊呼，结果搅了那位行刺者的计划。汉武帝躲过一劫，于是亮明身份，杀死了婢女男友一家，厚赐书生。故事给人的印象就是，帝王的特权真的是受到神的佑护的。哪怕他处于微服假面的状态，也会有神灵相佑。有了这样的故事，谁还敢怀疑帝王特权的合理性和权威性?
元代睢景臣写过一篇著名的散曲套曲《高祖还乡》，写的主人公虽然是汉高祖刘邦衣锦还乡的风光，实际上却是元代社会背景下人们对于最高统治者拥有特权的反感和讽刺：“社长排门告示：但有的差使无推故。这差使不寻俗。一壁厢纳草除根、一边又要差夫。索应付。又言是车驾，都说是銮舆，今日还乡故。王乡老执定瓦台盘，赵忙郎抱着酒葫芦。新刷来的头巾，恰糨来的绸衫，畅好是妆幺大户。”汉高祖人还没到，这边隆重欢迎的准备工作已经是忙得不亦乐乎了。这个场面无论是属于汉代，还是属于元代，都让人觉得那么熟悉，那么似曾相识——这不正是我们今天迎接各种领导的必要程序和环节吗?
封建等级制度和特权观念不是仅仅属于帝王，这个等级的各个阶层，都会依照自己级别和特权的大小来尽最大可能地施展和发挥其特权能量。东晋时有个叫王述(字蓝田)的人，官拜扬州刺史上任后，办公厅主任很客气地向他请教其家庭长辈的名讳(古时候以直呼谈话对方长辈名字为不敬和挑衅)，没有想到却遭到王述的羞辱和痛斥。王述的意思就是，以我王氏家族的显赫地位和影响，并不需要外人再来了解名讳。这种了解我著名家族名讳的举动本身就是对我家族的漠视和挑衅。这种举动分明就是埋下了“我爸是李刚”那种特权思维方式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