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文人的命运多厄，大抵因为文人喜欢文墨，依仗一枝秃笔，常拿将起来，写写划划，论古非今，发胸中之臆，好像不涂抹几句就要憋死似的。但皇帝老儿却不管你那个，那个段子呛了他的肺管子，怕是要人头落地了，文人之厄，莫过于文字狱了。当权者从来就不在乎手下少了一个或几个文人，他在乎的是孤家的脸面和家天下是不是受到危害，尽管某些“危害”是莫须有的。以文字狱为例，有明一代自朱元璋始，文字狱火势渐猛，至康熙、雍正、乾隆朝已呈燎原之势。
明朝的文字狱多在洪武年间，窃以为，洪武年间出现的文字狱实在是没有什么奥妙可言，皆源于朱元璋的变态心理。朱元璋贫雇农出身，早年放过牛，干过偷鸡摸鸭的勾当，后做过和尚，所以发迹做皇帝以后，极其忌讳“光”、“贼”、“盗”等字眼，生怕哪个文人揭他老底，或者讽刺埋汰他。其实，若是会来事儿的人，避之唯恐不及，然而偏偏有溜虚不要命之人，马屁没拍正当，却被朱皇帝一蹶子踢掉了脑袋。北平府学训导林伯瑾用《贺冬节表》来讨好朱皇帝，映入老朱眼帘的“垂子孙而作则”一句，怎看怎是“垂子孙而做贼”，这还了得，于是便杀无赦。杭州教授徐一夔的牛皮吹得也蛮响亮：“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差一点没把老朱气晕：“光”乃光头也，“生”者“僧”也，“则”字音近“贼”也，拍马大王徐教授遂被斩。
前不久，读过海外学者陈学霖考证朱元璋文字狱是谣传一文，但我还是信其有。朱皇帝历来疑心忒重，仅一个胡惟庸案就杀了三万余人，人杀得多了，也就习惯于杀杀砍砍了。后来自学成才的朱皇帝有诗云：“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站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与黄巢诗一脉相承(也涉嫌抄袭呀)，一副刽子手嘴脸。
相比之下，满清的文字狱却搞得惨烈，可以说，康乾盛世百余年就是文字狱的百余年，因为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文字狱迭出不绝，更多的文字狱在处罚上采取凌迟、株连、灭族等残忍手段。康熙年间的《南山集》案，因为书中提到了南明弘光帝及其年号，作者戴名世就被康熙看作是反清扶明而以大逆不道处事死，此案牵连三百余人。雍正年间，文字狱在数量上了一个层次，相继发生汪景祺、钱名世、查嗣庭、吕留良、屈大均等一系列文字狱案，如吕留良案，因为吕在“华夷”之辩上捅到了雍正的痛处，当时吕已作古，心狠手辣的雍正却不饶他，于是吕留良被挫骨扬灰、吕氏满门抄斩。到了乾隆那，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大开杀戒，据说搞出文字狱案120余起，胡中藻写“一把心肠论浊清”死，在我大清之前加“浊”字，你死定了;乔廷英写“千秋臣子心，一朝日月天”死，“日月”为“明”，难道你想做明朝臣子?灭族;卓长龄著《忆鸣诗集》死，“忆鸣”乃“忆明”，满门抄斩。
朱元璋搞文字狱，为的是“遮丑”，有清一代，因为当权者担心汉人灭清复明、王朝不稳，而神经过敏、白日见鬼，大开株连灭门之杀戒，将文字狱推到极致。在康雍乾朝，文人如履薄冰，命岌岌可危，却始终没有躲过杀戮，另一方面，文字狱暴露了满清当权者的野蛮和蒙昧、残忍和嗜杀，有清一代，汉文化被推入深渊。从文化的进程看，清王朝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的进步，试想，一个培养奴性的王朝绝不会把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推进的。
公元1722年，六十九岁的康熙彻底放下了他砍砍杀杀的屠刀，但他的子孙却把屠刀磨得更快。有人以康熙的阴魂《向天再借五百年》，如果让康熙再统治五百年，如今，我等仍在这屠夫的治下，或者，我等已经不在了，因为我等逃不出他的文字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