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家的印象中，过去，不只帝王荒淫，可以与除妻子以外的N个女人发生性关系，即便是非帝王男子，也是可以讨几房老婆的。如大家津津乐道的“五日之御”：五天一个循环，夜夜有不同女人陪睡;晋时权贵石崇，家蓄美女数千，供其与朋友淫乐享受;《金瓶梅》的主人公西门庆，整日花天酒地，潘金莲、李瓶儿、春梅这些妖艳女子轮着玩······似乎，中国古代男子都是幸福的男人，至少性满足程度上比现在男人好。大概因为这个印象，不少男士后悔没有生在汉、唐，至少从我的同事、朋友口中，我就听到过这样的说法，“要像古代男子，允许娶几个老婆多好?”
过去男子当真如此快活么，妻妾成群，可以由着性子与异性发生关系?答曰：否。中国古代男子的性行为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即使是诸侯，纳妾的数量也有规定，“五日之御”只是诸侯的特例，特权。《春秋公羊传·庄公十九年》：“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侄、娣从。侄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诸侯一聘九女。”即此“诸侯一娶九女”说法的原始出处。从这里可以知道，诸侯一下子就能娶到九个女子，是沾了原配的光。原配娶来时，两个“媵”(小妻)会跟她一起过来，而“媵”又有两个陪嫁女。这样原配与两个“媵”，加上各自己所带的陪嫁女，就是九个女人了。
这是诸侯的“艳福”，其他男子可遇不到这样的美事。虽然有“一夫多妾”的说法，但一般官员想多纳个妾也非易事，“庶人”则干脆禁止纳妾。汉蔡邕所著的《独断》称，“卿大夫一妻二妾”，除非有特殊贡献，才可以最多娶八个妾，“功成受封，得备八妾”。有点文化和身份的人，可以娶一个妾，即“士一妻一妾”。普通老百姓是不准娶小老婆的，“庶人一夫一妇”，和现在一样，是一夫一妻制。即使够格纳妾，也不是一生随时都可以娶的。明朝，亲王一级的，“许奏选一次，多者止于十人。”世子及郡王则少多了，减了一多半，“额妾四人”，一生一般就是一次，除非无后，才可择二次。
元朝大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明文规定老百姓(庶人)不得娶妾的朝代。《元史·良吏》(列传第七十八))记的第一个“良吏”叫谭澄，是元世祖忽必烈当政时主管农业部门的高级官员，“入为司农少卿，俄出为京兆总管”。所谓“良吏”，用今天的话是“心系人民的好官”。谭之所以得到老百姓的尊敬，他不只真心实意在帮助农民兄弟解决温饱问题，还为他们的香火着想，斗胆上书允许庶人纳妾。《元史》是这样记载的，“(谭澄)建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宜令民年四十无子听取妾，以为宗祀计。’朝廷从之，遂著为令。”如果不是谭澄上书忽必烈，元朝的普通男人一辈子恐怕都别想有讨妾之艳福。
明朝，与汉、唐一样，是中国历史上性观念较为开放的朝代，比宋、元时期宽松多了。但是，虽然明朝的帝王大多荒淫无度，但对民间的男女关系控制则从紧，庶人娶妾也是不许的，“仿元制”。嘉靖三十一有例，“至于庶人，必年四十以上无子，方许奏选一妾。”如果敢偷偷纳妾，则要受皮肉之苦，要被痛抽40大鞭：“民年四十以上无子者，方听娶妾，违者笞四十。”
婢女可以和男主人发生性关系，这似乎成了中国古代家庭里的一条“潜规则”。而中国古代男子也当然地把婢女当成自己，除妻、妾之外的泄欲工具。如《红梦林》第六回中，“贾宝玉初试云雨情”，对象即是婢女袭人，“宝玉亦素喜袭人柔媚娇俏,遂强袭人同领警幻所训云雨之事.袭人素知贾母已将自己与了宝玉的,今便如此,亦不为越礼,遂和宝玉偷试一番,幸得无人撞见。”连袭人自己都觉得给宝二爷“试试”，是正常的。实际上，男主人与婢女发生性关系并不是随便来的，同样受到限制，有的甚至因此被处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洛山分校历史系教授姚平在其所著《唐代妇女的生命历程》一书中记述，在唐代，男主人与婢女发生性关系很普通，甚至有官员携宠婢在办公室过夜，真是风流潇洒。但也有代价，《唐会要》记载，“开成四年二月，刑部奏：大理司直张黔牟在寺宿直，以婢自随。”张黔牟带着婢女一起值班，受了处分，“合判官一任，当徒一年”。
婢女，让中国古代男子满足性欲的层次丰富了，但与纳妾一样，也不是什么样男子都能蓄婢女的。明朝万历年间，鉴于普通人家蓄养奴婢现象出现较多，民风日下，左都御史吴时来申明律例六条，其中第一条是，“庶人之家不许存养奴婢”，“潜规则”对普遍男子是行不通。那么，不准纳妾、蓄婢，普通男子“包二奶”、嫖娼总可以吧?也不尽然。“包二奶”应该是一个时尚的现代词，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包二奶”现象一直存在，一直不绝，并不是现代男子的创造发明。妻与妾在家庭地位上有明显区别，但都是合法婚姻之内的，有婚姻关系。而“二奶”就不同，是不能作为丈夫家里人的，仅仅是“性伙伴”，是性的关系，说白了，就是单一满足男子性欲的女人。
在唐朝，“包二奶”有一个专有名词，叫“置别宅妇”，自然“别宅妇”就是古代的“二奶”啦。当“别宅妇”，在唐朝不算出嫁，所以“别宅妇”都属未婚女性，即便生了小孩，也不能改变身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唐史专家黄正建认为，“别宅妇”往往就是“别第妓人，或“外妇”，养“别宅妇”即近于养妓。一般情况下，男人在外地谋事，长期远离妻妾，才会置“别宅妇”;还有一种是妻、妾容不下丈夫再讨一房女人，只好安置在外面。如唐初礼部尚书任瑰“包二奶”就是不得已的事情。唐人张鷟所著的以记述隋唐两代朝野逸闻为主的笔记小说《朝野佥载》中，有一个任瑰置“别宅妇”的故事：
初，兵部尚书任瑰敕赐宫女二人，皆国色。妻妒，烂二女头发秃尽。太宗闻之，令上宫赍金壶瓶酒赐之，云：“饮之立死。瑰三品，合置姬媵。尔后不妒，不须饮;若妒，即饮之。”柳氏拜敕讫，曰：“妾与瑰结发夫妻，俱出微贱，更相辅翼，遂致荣官。瑰今多内嬖，诚不如死。”饮尽而卧。然实非鸩也，巨夜半睡醒。帝谓瑰日：“其性如此，朕亦当畏之。”因诏二女令别宅安置。从上面可以知道，任瑰“包二奶”是因为怕老婆，连李世民的“毒酒”都敢喝下肚子，任瑰把敕赐的二个宫女带回家，不是找麻烦么，只好重新找房子，另外安置。顺便说一下，给妇人所住的“外宅”或买房，或租房，或借房，这与今天有钱的大款可以购一处房子给“二奶”，有权的官员可以把情妇养在高档宾馆的长包房里，极为相似。
唐玄宗时期，别宅妇曾一度被禁。《唐会要》(卷41)记载：“开元三年二月敕：‘禁别宅妇人，如犯者，五品以上贬远恶处，妇人配人掖庭’。”李适当皇帝时，翰林学士吴通玄娶宗室女为外妇(“别宅妇”)，还作为一大罪状，被人告到李适面前。可见，有权有势的唐代男人“包二奶”，也是要小心谨慎的。一直到唐朝后期，男人置“别宅妇”才放开，官方是睁一眼闭一眼。自然，置“别宅妇”非一般男子所能为。嫖娼大概是古代男子寻欢找刺激的一条捷径，但有贼心有贼胆，还得银子。可见，嫖娼也不是什么人都能消费。过去生产力低下，物质匮乏，一般男子连饭都吃不饱，如何去逛妓院?虽然没有规定庶人不可逛妓院，实际是禁了庶人的消费权限，妓院事实上还是为有经济基础的“成功男士”所开。那么，达官贵人是不是就可以随心所欲呢?从史上看，有的朝代可以，有的则不可以。如当唐朝，官员嫖娼并不犯过，但到了宋、元两朝就不行了，官员是不能狎妓的，妓女向官员提供性服务，要被罚款。
但是，人欲难禁。虽然古代官府对男子的性行为有种种限制，但不少人以“妻妾之礼废，则奸淫之兆兴”为由，想方设法游说上层，挖空心思娶妾、蓄婢、置别室妇、嫖娼，和现在不少大款私包二奶、官员暗养情妇一样。如明代，虽然规定庶人之家不得存养奴婢，但民间还是以找“帮工”等理由蓄留之，和现在有人把“二奶”称为“女秘书”如出一辙。而在明后期，据陈鹏考证，不少男子登科及第后，多易号纳妾，时有“换个号，娶个小”一说。另外，在程朱理学盛行的宋朝某一时期，一向重男轻女的民间，竟然是重女轻男，以生女孩为荣。原因是女孩长大了，给大户人家老爷做妾，可以赚一大笔财礼钱。
中国古代男子“艳福”到底有多深?看了上面的文字该明了了吧。说到底，“艳福”是留给极少数特权男子的，此外的人只是想得美。呵呵，古今一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