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戛尔尼使华寻求平等通商，被无名翻译们译作“进贡”
近日有新闻曰：“中国高铁出口‘洋相’：刮雨器译成抹布丢订单” ，可见翻译出纰漏，多么要命。其实，错误的翻译，不单能令公司丢订单，也能改变历史进程。试举几例：
1793年，英国派马戛尔尼勋爵率使团访华，寻求通商并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使团启程之前，先通过东印度公司董事长Francis Baring，致信两广总督，将访华一事提前告知。据英方档案，信的开篇，是这样写的：
“最仁慈的英王陛下听说：贵国皇帝庆祝八十万寿的时候，本来准备着英国住广州的臣民推派代表前往北京奉申祝敬，但据说该代表等未能如期派出，陛下感到十分遗憾。为了对贵国皇帝树立友谊，为了改进北京和伦敦两个王朝的友好来往，为了增进贵我双方臣民之间的商业关系，英王陛下特派遣……马戛尔尼勋爵作为全权特使，代表英王本人谒见中国皇帝，深望通过他来奠定两者之间的永久和好……”①
英方这封信，有英文和拉丁文两个版本，全都送到了署两广总督郭世勋手里。郭接信后，一番折腾，译成中文呈递给乾隆皇帝时，其中的英文版，成了下面这个样子：
“我本国国王管有呀哺毗嘧吨嘶噶哂嗳喻等三处地方，发船来广贸易。闻得天朝大皇帝八旬大万寿，本国未曾着人进京叩祝万寿，我国王心中十分不安。我国王称，恳想求天朝大皇帝施恩通好，凡有本国的人来广与天朝的人贸易，均各相好，但望生理愈大，饷货丰盈。今本国王命本国官员公举辅国大臣吗嘎尔呢差往天津，倘邀天朝大皇帝赏见此人，我国王即十分欢喜……”②
清末，京师同文馆内学习外语的师生
拉丁文版，则被译成了这个样子：
“我国王兼管三处地方，向有夷商来广贸易，素沐皇恩，今闻天朝大皇帝八旬万寿，未能遣使晋京叩祝，我国王心中惶恐不安，今我国王命亲信大臣，公选妥干贡使吗嘎尔呢前来，带有贵重贡物进呈天朝大皇帝，以表其慕顺之心……”③
“遗憾”变成了“惶恐不安”;平等的通商建交请求，变成了对“天朝上国”的“进贡”……马戛尔尼勋爵跨越重洋的外交使命，尚未启程，就已被不知名的翻译们彻底摧毁。
严复夹带私货，将赫胥黎著作的原意，彻底倒转
知名的大翻译家们，同样也在用误译坑害历史进程。近代思想大家严复，首倡“信、达、雅”翻译三原则，却不能以身作则。其最著名的作品《天演论》，译自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只做到了“雅”，地道的中国文言，满足了晚清知识界的口味，使该书得以广泛流传，影响了数代人的思想。至于“信”、“达”，《天演论》实乃典型的反面教材。不仅不“信”、不“达”，简直是彻底的“误译”。④
赫胥黎原著的本意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达尔文主义”——优胜劣汰、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只适用于“生物界”，而不适用于“人类社会”。“生物界”没有道德标准，而人类有着相亲相爱、互助互敬的本性，其发展模式，必然不同于“生物界”。达尔文本人的观点，与赫胥黎完全一致。但严复却在《天演论》里公然宣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不二铁律。
这样与原著旨意截然相反的“误译”，可谓触目惊心。严复这么做，不是翻译水准不够，而是存心所为。严氏在英国留学期间，深受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洗脑。斯宾塞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与生物界一样，遵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但生性懒散且久染鸦片瘾的严复，不愿意翻译斯宾塞的著作，嫌其著作太厚重，翻译出来“至少亦须十年”，转而选择去翻译赫胥黎内容精简的小册子《进化论与伦理学》，同时扭曲原著旨意，大量掺入自己的私货。
自《天演论》出炉，“社会达尔文主义”迅速俘虏并统治整个中国知识界垂20年。直到1920年，已经搞了半辈子革命的孙中山，才幡然醒悟，摆脱严氏《天演论》的洗脑，重归赫胥黎原著的真意，在《建国方略》中反省道：“(人类)之进化原则，则与物种之进化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但《天演论》在近代中国所撕裂出的伤口与歧途，已无从扭转。⑤
《天演论》之外，类似影响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误译”尚有许多。譬如，《共产党宣言》最后那句著名的口号——“Workers of all countries，united!”(1888年英文版，经恩格斯亲自校订并加注)——显然，更准确的译法，应该是：“各国的劳动者，联合起来!”而非耳熟能详的那句：“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虽然恩格斯在188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有一个注释，认为“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护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⑥但在中文情境里，“无产者”不单单包括依靠正经劳动谋生的“工人阶级”，也包括“踏烂皮鞋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城乡游民。
严复和他翻译的《天演论》。该书打着洋人赫胥黎的名头，实际上其内容旨意完全与赫胥黎相反
“误译”不但会影响历史进程，也会反过来重新润饰乃至扭曲历史本相。譬如，苏俄在1918-1921年间，曾实施一项粮食政策，名曰“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ая развёрстка”，中国的大、中学历史教科书，普遍将其翻译为“余粮收集制”，顾名思义，给读者的印象是，苏俄当日，征收的是农民吃、用以外的“余粮”，是一项比较“温和”的政策。而实际上，该政策应该被译作“摊派征粮制”，实际征收的，并不是农民的“余粮”，而是“保命粮”，所以，在该政策实施期间，农民曾“报以无数的反抗乃至起义暴动”。这种误译，是有意或是无意，尚无人考证。⑦至于今人将“Chiang Kai-shek”(蒋介石)译作“常凯申”，则仅是等而下之、不学无术的笑谈罢了。
注释：
①(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P38。②③《译出(口英)咭唎国字样原禀》，故宫博物院：《英使马戛尔尼来聘案》，P3-4。收录于《掌故从编》第1辑，1930。④纪坡民：《“误译”和“误读”，把“伦理学”丢了——从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到严复的〈天演论〉》。⑤谌旭彬：《社会达尔文主义扭曲中国转型之路》，转型中国第19期。⑥俞可平：《思想解放与政治进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P185-197。⑦赵旭黎：《“余粮收集制”是一个错误译名》，北京日报2014年0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