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永历十二年，即清朝顺治十五年、日本万治元年(1658)六月间，郑成功派遣桂梧、如昔和尚东渡日本长崎，递交了郑成功致德川幕府等四代将军德川家纲的书信。郑成功在书信中首先称赞颂了幕府将军，接着结合自身经历，说：“成功生于日出，长而云从，一身系天下安危，百战占师中贞吉”，并以唐将徐世勣赐姓李自喻，以颜真卿气节自励，以示抗清决心。郑成功希望发展与日本的友好关系，但关键是书信的结尾，指出：“中兴伊迩，敢望僧桂梧、如昔重来。文难悉情，词不尽意”，暗喻南明将兴师北伐，乞兵曲笔之隐将由桂梧、如昔去长崎面叙。结果如何呢?据日本平凡社编《大百科事典》第十八卷云，幕府拒绝了郑成功借兵请求，粟田元次郎《日本近代史》第四章亦云幕府未允出兵。但是，事实上德川家纲这次是用实际行动响应郑成功乞兵，这是迄今中日两国史坛所忽略的问题。历史是复杂的，我们应该感谢朝鲜史籍留下了有关记载。
根据朝鲜手抄本李《漂人问答》援引明遗民曾胜供词云：“庚子夏初，日本大举兵，随汉人之客于日本者以向北京矣。洋中忽遇狂风，舟不得前，乃回师。”这就是说，“庚子夏初”系当南明永历十四年即清顺治十七年、日万治三年(1660)夏初，日本大兴出兵，在寓居日本的“汉人”向导下“以向北京矣”，意味着日本在中国明清交战中已公开站在南明一方，与清廷单方面处战争状态。然而，途中“忽遇狂风，舟不得前”，显然日军海中遇难者不少，才使这非同寻常的“大举兵”以“回师”了之，与清廷安宁如故。李当时为朝鲜济州特使，所撰《漂人问答》是据他亲自讯问曾胜等明遗民而成书，是书现藏干日本天理图书馆，1982年《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第十五辑附该书影印照片全文。曾胜上述供词的史料性，是绝对可靠的。
曾胜何许人?乃福建人，生于明崇祯四年(1631)，成长在明清动荡年代。而据朝鲜史籍记载，清康熙六年即李朝显宗八年(1667)六月，朝鲜地方官员报告：“唐船一只漂泊(济)州境，而所乘船片片破碎，所载物尽皆沉没，所余无几。漂到人九十五名，今方接置，俱不剃头。观其服色，听其言语，则的是汉人。招致其中为首者林寅观等，书问其居住及漂到之由，则以大明福建省官商人将向日本商贩，洋中遇风以至于此云”，而此95人为首者乃林寅观、曾胜、陈得。据朝鲜史籍记载李朝译官问语，林寅观等人答云“藩王与郑经之物也”，足证此95人乃台湾郑氏官商。他们是当年五月初十日从台湾起程，不料海洋中中遇风，二十三日漂到济州岛时船体破碎，为朝方收留。曾胜身份清楚了，那么他为何在“日本大举兵”事隔七年后才吐露历史真情呢?
首先看看林寅观、曾胜、陈得为首的95人此次去长崎的背景，据《漂人问答》援引林寅观的话说，“今年四月末，清朝差使孔姓名孟章，共文武四位，欲与我藩议和。而我藩即欲启闻(日本)国君，寅等欲乘风开缸。此书预先寄来，寅等未知后事”。“孔姓名孟章”，案“孟”、“元”两字同义，故当时人亦称孔元章。孔元章，于康熙六年(1667)春前往台湾招抚，而同年十一月清朝闽水师提督施琅《边患宜靖疏》指出“总兵孔元章招抚回归”，足见上引林寅观“今年四月末”孔元章“欲与我藩议和”的资料是可靠的。“此书预先寄来”，系指郑经致日本国王书是东渡前即五月初十日之前交给林寅观、曾胜等人，虽然《漂人问答》又援引林寅观等人的话说此书信由于船体破碎“失于漂沉之时”，但蔡政致寓日明遗民的三封书信犹存并让朝方阅览，显然“失于漂沉之时”是出于保密需要的推托之词。不过，林寅观等人在答复朝方询问中，仍然透露出索取郑泰长崎存银和“会聚兵马”机密，使朝方留下了“汉人行中有请兵日本文书”的印象。不难看出，孔元章往台湾议和时，郑经正谋求借兵日本。当时，李氏朝鲜与清廷有外交关系，故朝方对郑氏乞兵日本非常敏感，细心盘洁，林寅观回答时顺便说出“前年日本王许兵相助”、“先王之借兵于日本久矣”，而曾胜不禁就将“庚子夏初日本大举兵”的历史秘密说了出来。
本来德川幕府在中国明清交战中是同情南明，将清兵入主中原视为“华变于夷之态也”，但对南明多次乞兵一直冷淡，可见其所持的态度是非常慎重的，所谓冷淡，并非等于不愿出兵，何况当时日本还“颇有经略中国的雄心”，但因为此事关系到与清廷的两国关系，所以不能不权衡明清战事演变和得失利弊，慎重对待之。如南明隆武二年(1646)郑芝龙遣使乞兵，据栗田元次郎《日本近代史》第四章记载，德川幕府“以拒绝为耻，纪州、尾州、水户之藩更竟欲出任总大将”，只是获得郑芝龙降清和隆武亡的消息，才使出兵成为泡影。结合当时明清斗争形势，不难看出，“庚子夏初日本大举兵”是经过德川幕府慎重考虑后决定的。郑成功派遣桂梧、如昔和尚乞兵日本，当时永历方面李定国已与郑成功约定北伐，李定国还约定李来亨在湖北配合郑成功北伐出击，魏耕等人积极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活动迎接北伐，从某种意义上说，南明永历十二年即清顺治十六年(1659)郑成功北伐是关系到明清双方命运的决战，关系到清廷能否实现一统局面的决战。郑成功深知此举重要战略意义，所以北伐前他在厦门积极练兵，筹足军饷，遣桂梧等人去日本乞兵，与张煌言会师，邀请海外遗民如朱舜水回国参战，说明他非常重视北伐，充满必胜信心，因而他在致德川家纲信中说“中兴伊迩”。这个非同寻常的复明计划，引起了日本重视。尾张、纪伊、水户三藩侯都主张出兵，对德川幕府决策影响甚大，经过一年多的准备，终有“庚子夏初，日本大举兵，随汉人之客于日本者以向北京矣”，表明日本希望明清交战中出现“夷”变于华之态。诚然，有明一代倭患不绝，实际是与当时日本长期内乱背景有关，与日本执政者不相干，有明一代日本执政者从未向中国出兵，而这次“日本大举兵”尽管是在郑成功北伐败后，且途中遇暴风而“回师”，对明清交战没有实际性战略影响，对当时中日关系也没有产生复杂化的消极影响，但这毕竟是明清史和中日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
为何中日两国史籍没有记载呢?因为此事关系到德川幕府与清廷的两国关系，问题复杂，何况是日本单方面不宣而战，纯属德川幕府绝对机密，不会轻易公开暴露，更何况未与清兵交锋就“回师”，日军未在中国登陆，自然没有引起两国史家注意。李氏朝鲜与清廷有着特殊关系，但林寅观、曾胜、陈得等95人被押送回国惨遭清廷杀害使李氏朝鲜震惊，故以后处理漂来明遗民就格外慎重。李氏朝鲜虽然从曾胜供词中知道此事，但李氏朝鲜与明朝有旧，不忘记万历壬辰年援朝抗倭之恩，故没有张扬此事，仅见于私人实录性《漂人问答》中的只言片语，不易被中日史家发现。不过，郑成功北伐檄文中声称“不期而会者海外一十四国”，则吐露出日本将要出兵信息。日本素有其小国数十之称，德川幕府控制诸藩，统一日本，故郑成功“海外一十四国”实指日本，而“不期而会”则表明德川幕府与郑成功就日本出兵之事已有默契。值得注意的是，不久后的德川幕府与郑成功外交活动中已经正式提及到了此次日本出兵之事，如永历十四年(1660)七月，郑成功命总兵官张光启去日本乞兵，十一月张光启回称德川幕府“以其前出兵损失，坚意不允”。“其前出兵损失”，即曾胜供词说“庚子夏初，日本大举兵”、“洋中忽遇狂风，舟不得前”，日军死于海难者不少，成为德川幕府“坚意不允”的表面理由，亦可证张光启出使日本是日本出兵几个月后之事。
为何德川幕府对郑成功乞兵态度前后不一呢?联系当时背景就能看出其原因所在。本来郑成功北伐战争初期形势不错，“四方响应，皆谓中兴”，三吴地区人民都希望郑成功北伐告捷。当时清兵处劣势，江宁指日可下，全国震动，清廷“欲出京兵”援江宁。但郑成功在此关键时刻犯了骄傲轻敌的严重错误，如围江宁而不攻，军纪松弛，不夺取江宁所属咽喉要地，使清廷从沿海调兵得以增援江宁守军，使清兵实力增强，并且后来战法又不当，如江宁外围之战大败就从镇江扬帆而去，错过化被动为主动的机会，北伐终因郑成功的原因而失败。北伐失败，使李来亨、刘体纯、郝永忠大顺军余部受到不利影响，不能在湖北荆州、襄阳打开局面，“遂屯巫山巴东之西山”，并意味着南明最后一次的复明希望破灭了。不难看出，日本出兵洋中遇狂风而回师，德川幕府已得知郑成功北伐败后兵力严重削弱，永历朝行将灭亡，清朝基本上控制了全国内陆，德川幕府对南明复明已不抱有希望，岂能不顾中日两国关系，而再次出兵甘愿与清廷矛盾复杂化并冒势必失败的风险呢?所以，张光启奉郑成功命出使日本失败是注定了的。
总之，曾胜供词值得中日两国史坛重视。当然，研究历史不能离开史料，也不能盲目依赖史料，重在广泛搜索，去伪存真。曾胜供词一字干金，可弥补中日史乘记载之不足，充实了明清史和中日关系史有关日本应郑成功请求出兵的内容。本文意见如有不妥当，欢迎中日两国史学专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