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煤山上吊之后，安徽以南尚在明朝手中。谁来继承大统就成了首要问题。当时可以继承皇位的不过三人，：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润、桂王朱常瀛三位藩王与崇祯同属一脉，都是崇祯皇帝朱由检的祖父万历皇帝神宗朱翊钧所出。还有一个万历皇帝的侄子潞王朱常淓。其中惠王，桂王，潞王都比崇祯大一辈，潞王还是万历的侄子，不能算万历一脉。只有福王朱由菘是万历的孙子，崇祯的堂兄。而且他的父亲老福王要比惠王桂王都长。显然不论血统亲疏和长嫡，即所谓的伦序纲常，福王朱由崧是当然的不二人选。当年嘉靖朝的“大礼议”和万历朝的“争国本”事件中，朝廷官员孜孜以命抗争的就是这份血统亲疏和长嫡。那么这次东林党他们应该拥立福王了吧?可这次他们自扇耳光起来，说什么“立贤”。拥立潞王朱常淓——这个血缘辈分都不着边的王爷。他们不说什么“万事法”了。但潞王怎么贤呢?谁都知道明朝后期藩王也就大地主一个，能有什么作为从哪能看出贤来?而且这人在大名将士与清军奋战的时候，他却酒肉犒劳清军，这种忘恩负义，数典忘祖，一心投降的主贤在哪?福王怎么说也是在与清军作战中，被叛徒出卖活捉的，两人差距可见一斑。
那么东林党一开始为什么坚决不立福王呢?原因很简单，老福王是因为东林党当不了皇帝的，他们害怕福王报复他们，宁可冒着国家动乱也要阻止福王即位。明史写道：伦序当属福王。诸大臣虑福王立，或追怨“妖书”及“梃击”、“移宫”等案;潞王立，则无后患，且可邀功。阴主之者，废籍礼部侍郎钱谦益，力持其议者兵部侍郎吕大器，而右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姜曰广皆然之。前山东按察使佥事雷续祚、礼部员外郎周镳往来游说。
东林党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史可法则看出立福王是唯一正确选择，选其他人尤其是哪方面都不沾的潞王必然国家动乱，但他又害怕福王报复，于是找马士英商量。之所以找马士英是因为他手下有三镇总兵，另外福王潞王都停留在他的治下，因此立谁都必须和他商量。从这方面看他对形势的认识远比钱谦益等高得多。马士英当时非常想和东林党亲近，于是与史可法商量一个两面都不得罪之法，舍弃二人拥立桂王。史可法于是写信给南京方面提出拥立桂王，潞王为兵马大元帅的方案。这时那些所谓“立贤”的东林党也不立贤了，立马准备仪仗去广西迎接桂王了。可见这伙人的龌龊了，为了一己私利竟拿立国君这样大事当儿戏。
福王朱由菘不干了，皇位眼看到手了，一眨眼煮熟的鸭子飞了，八竿子打不着的潞王当了兵马大元帅，崇祯的叔叔桂王当了皇上，自己反倒成了局外人，你说这算什么事啊。
这时一个人看不过眼了。这人就是太监卢九德。这人能力如何?你看他节制的人左良玉、曹文诏、黄得功、刘良佐、陈永福等名将、悍将你就该知道了。这时正在凤阳任监军太监。卢九德在宫中与老福王关系不错，也知道福王最有资格做皇帝了。于是找来高杰、黄得功、刘良佐三镇三镇总兵，给他们摊牌。他们原本关系不错，又见是这个理啊，更何况还有一场大富贵，做吧。山东总兵刘泽清原本同东林党一起支持潞王的，一看算了支持福王吧。
再说马士英原本是立桂王的二号人物，又倾向东林党，凡事都听史可法的(马得势时曾对东林党人曹曰广说：：“立桂，史意也。予日：亦佳，但须速耳。”)，按说应该受重用了吧。结果马士英邀请南京方面来浦口商量立桂大计，结果人家看不起他觉得他官太小(尽管他是封疆大吏手握重兵，掌控着几个藩王，是南京附近最大军事实力)，可人家就觉得他不配商讨这么大事。找了两个无关轻重的人，告诉他了一声完了。
话说马士英灰溜溜的回到凤阳，可毁了。城里城外全是他手下的将士，大伙都拥立福王的。他一看就明白形势了，自己不改变立场，别说仕途，小命保住都是问题。于是半推半就成了拥立福王的第一文臣。我们先别急着骂马士英无耻没骨气。看看钱谦益等东林党人的表现。在得知凤督，四镇总兵支持福王后，脸变得比六月天还快。立马支持福王，更进一步的是为四镇总兵请功。特别是那个叫嚣拥立潞王的吕大器在得知福王先监国后，更是倡议也别监国了，直接做皇帝得了。连必要的遮羞布也不要了。钱谦益更是立马紧抱臭名昭著的阮大钺的粗腿。这就是东林君子的丑陋表现。
出于对民族英雄的尊敬，史可法的这段表现我们就不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