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承志避难浡泥国
让次要人物率先出场是金庸小说的一个特征，目的在于引出重要情节和主要人物。在《碧血剑》第一回，金庸首先讲述了一个生活在东南亚浡泥国(今文莱)的中国人张朝唐的故事。张朝唐的先辈很早就扎根东南亚，经过多年奋斗，张氏家族在当地经营得兴旺发达。为了给家族争光，张朝唐前往祖籍福建参加科举考试。他到中国时，恰逢明朝灭亡、清朝刚刚建立统治之时，各地反清运动此起彼伏，社会动荡不堪。在途中，张朝唐遭遇劫匪，在走投无路时被几个隐居乡间的农夫所救。这些人其实是明朝抗清将领袁崇焕的旧部，他们肩负着抚养小主人袁承志和重树反清大旗的重任。就这样，张朝唐与小说主人公袁承志相识了，为后面的故事埋下了伏笔。
在小说最后一回，已成为民间抗清领袖的袁承志看到反清复明的大势已去，觉得自己空有一身惊世骇俗的武功，却无安邦救国的权谋韬略，自己又不愿落草为寇，不禁有些心灰意懒。这时，他回想起张朝唐说过浡泥国民风淳朴、人民安居乐业的情景，便产生了避难海外的想法。随后，他召集一帮同道中人从山东乘船前往东南亚，到达“浡泥国左近大海中的一座岛屿”。他们赶走了盘踞在那里的红毛海盗，终于在海外开辟了一个新天地。
其实，袁承志避难海外的例子并非金庸独创。明末清初小说家陈忱曾写过一部《水浒后传》，描述了以阮小七、李俊为首的一批原梁山好汉，因不堪奸臣恶霸的欺压，纷纷再次造反，但迫于形势不得不出逃海外。后来，他们在暹罗(即泰国)成就了一番大业，李俊最终成为暹罗国主。这些情节虽属虚构，却同《碧血剑》一样反映了当时不少中国人避难东南亚的现实。这些中国移民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当地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唐人”、“明乡”遍布东南亚
中国与东南亚的交往可以追溯到汉代。据《史记》、《汉书·地理志》等文献的记载，公元1世纪左右中国就与缅甸、越南等国互有来往。唐代以前，已有少量中国人移居东南亚;唐代时，移民人数开始增多，他们被当地人称为“唐人”。宋元时期，由于海外贸易发达，东南亚的华侨更多了。到了明朝和清前期，前往东南亚的中国移民剧增。
中国人移民东南亚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逃避战祸或政治避难。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末年，大多伴随着农民起义、外族入侵和王朝更替，不堪战祸的普通百姓和失权没落的前朝贵族纷纷移居海外。由于地缘上的毗邻关系，东南亚就长期承担了中国移民避难所的角色：西汉末年，王莽篡位，一批汉儒学者、军政官员数千人逃往越南;南北朝时，五胡乱华，中原人士纷纷移居印度支那;唐朝后期，黄巢袭击广州时，广东人争相逃往东南亚;元灭南宋时，大批遗臣遗民也落难到此。特别是明末清初，大量的难民、被清兵打散的农民军、抗清失败的明军余部以及不愿侍奉清廷的明朝遗民掀起了移民东南亚的高潮。明亡后，高、雷、廉三州总兵陈上川、副将陈安平等率领兵将家眷3000余人、战船50余艘到达越南南部的湄公河三角洲，这块地方因此被称作“明乡”。1659年，跟随永历帝(桂王朱由榔)流亡缅甸的官兵眷属，有的逃亡暹罗，有的被安置在缅甸边远地方，今天缅甸北部的桂家与敏家都是这些官兵的后裔。到1905年，海外华侨总数已达700万人。直至近代几次革命低潮时期，也都有逃避政治迫害的中国人移居东南亚。
华人血汗成就东南亚盛景
移居东南亚的这些避难者大多是贵族、军事将领、知识分子和巨商富贾，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社会的精英，即使是平民百姓，也有不少是掌握一定技术的工匠。他们为当地的开发和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陈上川率领官兵历经10年把同耐河到湄公河的广袤土地开垦为越南一流的良田，并兴建了一个城镇“堤岸”，将该地区发展成远东最大的大米市场。这些华侨深得越南人的敬重，被尊称为“伯父”。
华侨还开发了东南亚的工矿业。在印尼加里曼丹，特别是三发一带，华人是当地金矿的唯一经营者。矿工人数最多时曾超过9万，每年生产的金矿砂一般都在百万盎司以上。19世纪以前，马来亚的锡矿也几乎全部是由华侨开发。当地许多被称作“锡湖”的大型锡矿区，都是华侨一锄头一锄头挖出来的。正是由于华侨的辛勤开采，马来亚的锡产量在很长一段时间占据世界锡总产量的一大半。就连马来亚的英国殖民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的精力和事业成就了今日的马来亚。”
还有许多华侨在侨居国从事商业活动，负责管理海外贸易，收购当地土特产，销售该国货物，从而形成一个沟通中国海外贸易的侨居地商业网络。这些人也多为当地政府所倚重，暹罗王室就曾表示，“如果没有华侨，宫廷什么买卖也做不成”。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华侨从事手工业，烤面包师、裁缝、鞋匠、金匠、银匠、雕刻师、锁匠、画家、泥水匠、织工，行当几乎无所不包。从事农业、园艺和渔业的华侨人数也很多，他们同样在当地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通过华侨的传播，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也产生了积极影响。明代的菲律宾成了中国和拉丁美洲之间“海上丝绸之路”的中转站，番薯、烟草等拉美农作物经这里传入中国。
至于小说中主人公袁承志是否到了东南亚，则无法考证。但金庸先生借用当时大量中国人避难东南亚的历史大背景，为主人公安排了一个很好的归宿，既赋予小说历史的厚度，又让人感觉亦真亦假，其驾驭历史知识的能力和绝妙笔法确实令人叹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