霾与政治变化当然没有因果关系，但因为认识的局限性，帝王认为出现雾霾就是天怒，遇大“霾灾”需要做法事祈祷上苍原谅。
据说古人远行的时候，会带上一把家乡的泥土，遇水土不服时，和水服下即可痊愈。又据说北京没这风俗，原因是常年雾霾，他们离家的时候，已经带了一肺。
《尔雅·释天》解释霾：“风而雨土为霾。”《晋书》里说：“凡天地四方昏蒙若下尘，十日五日已上，或一月，或一时，雨水沾衣而有土，名曰霾。”在古人的认识里，出现霾对民间的伤害并不是很大，受灾最严重的反倒是行政体系。《晋书》说一出现霾，政府就没好事，但用词很萌，曰：“天地霾，君臣乖。”“乖”的意思是不和谐，掐架。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
霾对皇上来说是不祥的，历代帝王都很畏惧。“王者失中，臣下强盛而蔽君明，则云阴。”“久阴不雨，乱气也。”这种认识早在汉朝就已出现，《汉书》记载了一个故事：汉废帝刘贺初即位就遇雾霾，“天阴，昼夜不见日月”。可刘贺偏偏要开车出去溜达，车刚发动便被光禄大夫夏侯胜拦下：“书上说出现这种天气，是大臣作乱犯上之象，您最好在家当宅男。”刘贺不信，让夏侯做宅男，关起来了。巧的是，夏侯刚被关起来，大将军霍光就把当了27天皇上的刘贺给废了。因为这个事，《汉书》引征京房《易传》说了一大段霾的兆示：大臣谋私就会起霾;君臣分心会出现上蒙下雾，但起风三次可化解;大臣无功受禄出白雾霾;大臣抢功出黄雾霾;大臣不要脸求赏，出红雾霾……啰啰嗦嗦近千字，比舞台特效干冰烟雾机说明书还详尽。
《资治通鉴》里也记载了一个帝王与“霾”的故事。618年4月10日，“是日，风霾昼昏”，当夜，武贲郎将司马德戡和宇文化及发动政变，隋炀帝被缢杀。宋朝也发生了一次类似事件。1127年4月20日，时任河北路割地使的张邦昌被金国逼着当大楚皇上。这天开封出现了霾：“建炎元年三月丁酉，汴京风霾，日无光。是日，张邦昌僭位。”张邦昌自己也知道出现霾对帝王来说是大胸罩，36F的。于是“百官惨沮，邦昌亦变色”。张推脱能见度太低，不能登机，更不能登基。但金国人强行将其按在沙发上接受百官朝贺。于是同年11月1日，老张被大胸罩憋死了。当然，不是用胸罩，而是用绳子“自缢而亡”。
霾与政治变化当然没有因果关系，但因为认识的局限性，帝王认为出现雾霾就是天怒，遇大“霾灾”需要做法事祈祷上苍原谅。崇祯十三年三月北京出现一场大霾，崇祯很重视，派官员到天坛祭天。祭天应该是上午，结果这次晚上才开始。因为云雾缭绕飞沙走石能见度太低，从紫禁城出发去天坛，结果到了刘家窑。下车找指示牌，连摸带撞费了半天时间才找到。看明白一回头，车又找不到了。开回天坛后开始祭天，更加有趣。祭祀时有道程序是往空中泼酒，因为尘霾飞扬，祭酒成了魔术表演，白酒倒进杯子，瞬间变成酱油。祭官手一扬杯，落地则成了一块黑乎乎的奥利奥饼干。祭祀的另一个环节是“燔燎”，要焚香烧祭品。这个给PM2.5添砖加瓦的行为导致黑烟滚滚。所以回去的时候，司机把车开到了天通苑才意识到要调头，来回耽误，以至于到家时都“长发及腰”了。
祭祀的结果如何?好像不怎么样，天继续怒。四年后的崇祯十七年，这年新年不但没有新气象，反倒有了一场大霾。《明史》载：“十七年春正月庚寅，大风霾。”春节出现霾，让崇祯感到很不美好，但更让朱由检崩溃的是他家的龙兴之地凤阳这天地震了。接下来都知道，3月17日李闯攻城。第二天晚上猪在煤山上吊了。不查不知道，一查真搞笑。小猪太倒霉了，17年前他刚登基的那年春节，也有霾：“崇祯元年正月癸亥，永年县昼晦，咫尺不辨人物。”我写成小猪是对的，它的嘴像防毒面罩。
从塞外过来的清朝皇上也没解开这个魔咒。《清史稿》记录道光三十年正月初一这天，“朔，登州阴雾”。十天后，道光崩;咸丰十一年四月初四“曹县红霾昼晦”，一百天后，咸丰崩;同治十三年四月，曹县大风昼晦，两百天后，同治崩。此后北京没事就霾，根本看不见人影，“垂帘听政”的慈禧干脆把帘子都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