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思想家龚自珍，曾用《咏史》中的两句诗，感叹清朝知识分子普遍缺钙，“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意思是说，知识分子聚会中突然离开，是因为害怕文字狱，他们写作只为糊口，不问世事，谨言慎行，自甘堕落，活得没骨气。
历来文人因言获罪并不少见，清朝尤为惨烈，特别是康、雍、乾三朝，康乾盛世，却大兴文字狱，由上而下，对汉族知识分子进行围剿，祖孙三代可能没想到的是，残酷的文字狱背后，竟然催生出一支专事诬告陷害的水军，士绅的不幸，竟成为某些人的敛财手段。
清朝记录在案的文字狱有194起，乾隆常说，“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但在他治下，竟有130多起文字狱，名副其实的打脸皇帝。在这194起文字狱中，有25起为诬陷案，约占总数的12.9%，发起者为市井小民的，共17起，占总数的68%，他们诬告的对象是士绅阶层，目的主要是敲诈钱财。
中国百姓向来惧怕权贵，民告官，借个胆子都未必敢提告，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却热衷跟士绅阶层打官司?这跟政府的态度有很大关系。清朝文字狱一旦罪名落实，大多以谋反大逆罪论处，凌迟、连坐且不可恩赦，可见处罚之重。为了发动群众进行举报，清廷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奖励：因举报抓到罪犯的，平民授以官职，军人授以军职，罪犯的全部财产作为奖赏，送给举报者。即使告发之后没抓到罪犯，政府也会把罪犯的家产作为奖励。
这些奖励政策，让老百姓产生误读，只要举报且抓获犯文字禁忌的士绅，就可以升官发财，这对很多人来说，很有诱惑力，虽然清廷对于诬告陷害有很多处罚，但是汉字博大精深，往往一字多音、多义，比拟、借喻很多，行文者无反逆之心，但架不住好事之人往坏里解释，一旦哪个解释触动了官府的神经，一般就能举报成功。所以对举报者来说，文字诬陷基本是无本买卖，而且来钱快，这导致诬告之风盛行。
诬陷者还有一个万全之策，他们找到文字破绽后，一般先不报官，而是直接找到本人，以报案为名恐吓，视其经济情况进行敲诈勒索，甚至有人编造悖逆文集，把想要敲诈的人名加进去，以告官相威胁，进行钱财勒索。这样做不用承担诉讼风险，就能得到钱财，一举两得。
诬告之风盛行的另一个原因，是老百姓的日子不太好过。
其实早在清朝，中国就遭遇来自人口的巨大压力。据统计，顺治12年人口为1400多万，人均田地27.63亩，乾隆18年有1亿左右人口，人均田地减为6.89亩，乾隆31年，人口达到2亿多，人均田地仅为3.56亩，到嘉庆17年，人口接近4亿，人均田地数降为2.19亩。
人多地少不够吃，老百姓就把钱财看得极重，于是就出现很多小偷小摸被当场打死的惨案，比如乾隆57年，江西一个叫温水子的人，因为摘了邓玉书梨园的三个梨，被当场打死，陕西省刘仰儿，因为摘了武小孟地里的豆角，同样被殴打致死，仨瓜俩枣，就可以以命相拼，可见当时百姓有多穷。
土中刨食无以果腹，必然导致一些胆大的刁民通过其他手段敛财活命，在政府大兴文字狱之际，他们看到了生财的新门路，就是告发士绅，从中牟利，于是在清朝，就有了以文字狱为政策背书的另类打土豪分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