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岁末,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大连、旅顺相继陷落,北洋舰队退守威海。日军大举进攻,在荣成登陆,摆开海、陆夹击威海清军之势。本来,北洋海军主力舰“定远”、“镇远”雄风犹存,如果海陆配合运用得当,完全可以同日军对阵,但是,清军失败的命运早已注定。
就在慈禧寿庆的歌舞升平中,日本兵不血刃,轻取大连湾。得到恭亲王报告大连湾失守时,慈禧只是淡淡说,只要3天打不到北京就行,不要拿鸡毛蒜皮的事来烦她,让她好好过个60大寿。
对甲午殇思与镜鉴的论述颇多,如战略失误、经费不足、用人不当、队形不利、装备落后、弹药伪劣等等,这些与战争失败均有一定关联,但都不是决定性因素。造成失败的关键因素是文化,呈现为国家观念、民族意识的国家文化特质。
120年前,清朝综合国力、众多人口、地理环境、北洋海军等占据优势的“硬件”,然而在“软件”上却存在着非对称的差距。日本强势的军国文化和神教文化,同清朝封建制度腐朽的守旧文化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种文化特质的差异,注定了清军必然失败的命运。
强势的举国入侵
日本是一个岛国,战略空间狭小、战略资源奇缺、自然灾害频发,国民心态自卑与自大交错,恐惧与荣耀兼有。其岛国心态与神国心态相结合,成为一种日本变态的大国主义。日本从1867年到1945年间的国号便是“大日本帝国”,直至1947年官方正式改称“日本国”。日本大肆宣扬“神造之国”、“皇道之国”,武士道成为精神支持、形成军国主义的文化土壤。
日本在军国文化导引下,发动甲午战争,天皇颁诏,举国动员,进入战争体制,成立参谋总部,组建联合舰队。国会一致对外,全力支持战争。媒体一致转向战争话题,激发国民的战争狂热。幼童从军,操枪舞刀,高呼击沉“定远”、“镇远”。娼妓募钱献金,加入军妓劳军,旅顺攻陷后,第一师团从日本征集12家大妓楼的“奉公女”前往庆贺“胜利”。日本政府成功的动员将国民挟持在战车上,使之成为全民战争。
清朝:文化腐朽守旧
甲午期间,清政府的核心人物有5人。慈禧太后是掌门人,她想在60寿庆中卷帘归政,大肆建设颐和园准备颐养天年。有人因战事紧迫建议停止颐和园工程时,慈禧放话:“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
光绪皇帝俯首听从慈禧,但踌躇满志,寻机掌控实权。李鸿章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掌控北洋海军,但受制于朝廷权斗,北洋海军孤军奋战,形成“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局面。
其实,慈禧太后也感觉到:“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私”为宫廷内斗,“例”指“祖宗之法不可变”。但任何变革的“越轨”最终都会被拉回到封建制度没落的轨道。所以,慈禧的60寿庆成为清政府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甚至影响到甲午战争的进程和结局。
恭亲王召集各国公使声称“等到慈禧生日过后,再重开外交谈判”。李鸿章则看出日本选择甲午年发动侵略战争,其原因之一就是:“日知今年慈圣庆典,华必忍让。”他也不去备战,却把精力花费在外国的调停上。因而,就在慈禧寿庆的歌舞升平中,日本兵不血刃轻取大连湾。慈禧得到恭亲王报告大连湾失守时,只是淡淡说,只要3天打不到北京就行,不要拿鸡毛蒜皮的事来烦她,让她好好过个60大寿。
当一个封建王朝把统治者的寿诞看得比民族兴亡还重要的时候,这个王朝必定走向穷途末路。正如李鸿章自叹:“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
不能忘却的甲午
甲午战败,北洋舰队“镇远”等10艘军舰被俘,“定远”等军舰被肢解,“致远”等沉舰被拆卸,军舰和大量部件被掳去日本。日本为炫耀甲午海战的胜利,曾把“镇远”舰的主锚、主炮弹头和锚链围绕于东京上野公园展示,并立碑炫耀军国主义战绩。
1947年,中国以“二战”战胜国地位,派遣中国驻日代表团参谋钟汉波海军少校向盟军驻日司令麦克阿瑟将军提出:将“镇远”舰铁锚等战争遗物归还中国。经过艰辛复杂的谈判,盟军总部最终同意依照中国意愿撤除展览、归还铁锚。盟军总部与中国驻日代表在东京芝浦东海码头举行移交仪式,并由中国缉私船运回上海。
直到现在仍有大量甲午战争遗物流落日本,有的展示在战争博物馆,有的被民间收藏,有的流落荒野。日本发行的“日清战争40周年纪念封”上,就印上了丁汝昌像、中国海军旗、“定远”的舵轮、“靖远”的船钟、“操江”的舰长印章等,侵略罪证被当做战利品炫耀。一方邮封,凝聚着北洋海军的血与泪。
在大阪的真田山陆军墓地东北角,还埋葬有6名清军官兵,上刻的“清国 刘得起”、“清国 吕文风”等字样依稀可辨。“刘汉中”墓前,还刻有“清军马队五品顶戴”字样。看到这些令人唏嘘,那么多的甲午遗烈和遗物在异乡沉寂了120年,国人怎能将其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