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政治主张与东林人神似：对内，他们抨击贪赃枉法、昏庸无能的官员，对外，主张强硬外交，尊王攘夷。按《外交小史》一书的说法，“凡稍谈外交、识敌情者，咸斥之为汉奸大佞，痛诋不遗余力”。如果你谈外交，实事求是分析敌情，说他国强大的，都要被他们斥责为汉奸。
譬如翁同龢，教过同治和光绪两任皇帝，两朝帝师，他为官清廉，“立朝数十年，矢诚矢敬，有古大臣风”，颇有明代东林党风范，系晚清清流领袖。他厌恶贪官同僚，也厌恶西方政治制度。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根据自己与翁同龢直接交往的经验，对翁同龢这样评价。窦纳乐说，翁同龢是守旧派，以不变应万变，反抗革新及进步。他的思想极端保守和落伍，只是在个人修养方面，翁同龢有学者风度，受人尊敬，是“一位守旧的中国政治家最优美的典型”。
说白了，翁同龢是一位“古大臣”，这样的“古大臣”，能够救国吗?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再次检验了中国清流的成色。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战争爆发前，以翁同龢为首的清流对日本也进行了评估，翁同龢还写出《倭事杂记》。积极主张对日作战，而且应该“早战”“速战”，认为凭北洋之力可以一举扫平日本舰。战争的结果，说明晚清清流对于中日战争的认识相当肤浅。
甲午战争尾声时，大清国败局已定。日本海军围攻刘公岛，海军统帅伊东佑亨在致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的劝降书，一语道出了中国清流不能救国的根本原因——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通变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以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乎执政之大臣，当道之达宪，必由文艺以相升擢。文艺乃为显荣之梯阶耳，岂足济夫实效?当今之时，犹如古昔，虽亦非不美，然使清国果能独立孤往，无复能行于今日乎?东佑亨的这封劝降信是用中国文言写的，可见日本上层的古文功底。这封信说了什么呢?
伊东佑亨说大清国之所以今天败给我们，不是君臣某一个人的罪过，而是墨守成规，一成不变的结果。你们招揽人才必经过考试，而科举考试考的是什么呢，文艺。所以从考场上出来的官员，都是通过文艺水平展示提升上来的。当文艺成为升官晋级的台阶，那么这种人物这种才华救国实用吗?你们今天中国，情况和过去一样，如果不去旧迎新，在政治上革新图变，可能屹立于世界强林吗?常言道，旁观者者清，而有时对手看对手更清。伊东佑亨一语道破中国在近代蒙受耻辱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所选拔的人才，都是些坐而论道的文艺青年!他们只想道德救世，不懂救国根本。
救国的根本是什么呢?我们把时间摇回晚明。作为学者、清官的东林人出仕时期，明朝已经到了江河日下地步，他们虽然认识到官场黑暗和内外交困的政治环境，但是作为封建传统士大夫，他们竭力为国所做的，只是停留在维护储君、防止后宫干政和排斥阉党等方面，而没有涉及更深刻的政治改革，更没有意识到祸乱中国的首魁，不是太监，也不是妃子，而是他们的主人——皇帝，以及他们身后的皇权制度。即便是个白痴混不吝，只要血统高贵，他爹是皇帝，他就天然成为接班人，掌握国家最高权力，大臣就要极力效忠。这样的国家会好吗?
东林党人黄尊素的儿子黄宗羲，在国破家亡，返乡闭门写作，苦苦探索中华的出路。有一天，他拍案而起，仰天长啸，祸根原来在这里!“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这是黄宗羲所著《明夷待访录·原君》中，最具含金量的一句话。作为东林薪火相传人，黄宗羲终于悟道：真正为害中国的，是历代皇帝!是君主专制制度。他提出，合理的政治应该选举出有能力的人来做首相、来做政府的领袖，而不是靠暴力、靠血统的皇帝储君亲揽大权。一个国家要强大，不能靠血缘治国，一定要靠能力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