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忠靠着杨贵妃的关系，从穷困潦倒的小瘪三一路狂升至右丞相兼吏部尚书，杨国忠认为，国家是皇帝的家天下，而朝廷就是他杨家的小朝廷，为显示自己的权威，他处理公务俨然像皇帝一样在家里进行。据《新唐书》记载，唐玄宗天宝末年，杨国忠把参加科举的考生集中在自己家里，从中选任自己中意的官员。按规定，官员委任经考试后还要经过门下侍中、给事中审核，吏部复审，其政审手续非常严格，过程十分繁杂，数月后才能完成，杨国忠却删繁就简直接把左丞相陈希烈叫到家中，安排给事中在座，拿出预选名单，然后说：“新任官员已经核对注册了，门下省也已经审定了。”言下之意自己并无专权营私。左丞相和给事中面面相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时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两位穿着紫色衣服年轻帅气的吏部侍郎前来咨询事情，杨国忠不顾体面叫来妹妹轻率地夸口说：“这两个紫袍主事怎么样，帅不帅?”惹得妹妹一阵淫笑，接着命令他们也坐下听听。用如此儿戏般的举动来作为广泛听取意见和民主的象征，并以此夸耀自己的神明，这就是杨国忠。
宋徽宗政和年间，蔡京以开封府的身份统领三省事务(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他也效仿杨国忠，办公室根本不去，家里既是办公场所也是办私之地，百官大臣有事相商就要带着礼物前来。他弟弟蔡卞任经筵官，曾经带自己的好友吴说去拜见蔡京，当时吴说任将仕郎，属从九品以下最低级官职，当时蔡京正在如厕，他们便来到侧室等候，侧室里放着一张桌子，桌上放着笔砚还有三寸宽的玉版纸几十片。不一会，蔡京回到室内问弟弟有什么事，蔡卞先说他有位朋友在常州，是一位教授，多年没被提拔。蔡京问：“你想怎么安排?”蔡卞说：“可以给他一个提学的职务”。蔡京不加思索随意拿起一片玉版纸把他的姓名和提拔为提举学事的事记在上面，忽然想起什么就问蔡卞道：“要去什么地方任职呢?”蔡卞答：“他家里很穷，给他安排在经济较发达收入较高的地区吧。”于是蔡京就写下“河北西路”四个字，交给当差的送去吏部。
过了一会，一位当差的抱着一对紫匣子和一封信进来，说是福建转运判官郑可送来的两盒福建新茶，蔡京心领神会，立马又拿起一张玉版纸片写上提升郑可为“秘转运副”，交给来人。这时蔡卞才说起吴说的事：“这吴说是安中司谏的儿子，很有能力，而且也是王逢源的外孙，是王安石夫人的亲戚，如今他母亲年龄大了，想谋求一个省局级的空缺，你看······。”蔡京问吴说：“你打听到哪有空缺吗?”吴说赶紧立身回答道：“打套局正好有。”于是蔡京再次写了一张玉版纸片交给差人送去吏部。稍微停顿一下，蔡京目视吴说退下，蔡卞趁机送上贿赂，一出卖官鬻爵的好戏就此落幕。别看蔡京在家里办公，但其效率之高速度之快却是极为独特的。
吴说进京住在姐姐家，其姐夫时任门下侍郎，吴说回到姐姐家就将此事告诉了姐夫，他感叹蔡太师的办事风格，惊叹那些人晋升的如此迅速，恨自己拜见太师太晚，他姐夫说：“你哪里知道，你们三个人早已按照次序写在黄纸上准备下诏了。”听到这吴说的双眼像见到外星人一般瞪的更大了。洪迈说，杨国忠虽然奸佞，但选拔官员尚且知道安排他人旁听，至于蔡京盗弄权威那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从史料的点滴记载上，从选官的故事中就能对这两个人的奸丑行为窥一斑而见全豹，由此推断，杨国忠与蔡京相比，还是落了个第二。读书至此，笔者似乎悟出一个道理，在家里不仅可以办公，更有利于办私，这个故事也提醒我们，办公室是官员办公的最佳场所，否则就会招来暗箱操作的嫌疑，成为别人的诟病，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忠臣公而忘私“以厂为家”的例子也是俯拾皆是车载斗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