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教案”的严峻性，清末人已有所认识，一本晚清笔记的作者就曾感叹，如果此案当时处理不当，庚子年中的“八国联军”侵华就会提前上演。
此案的过程大致如是：1870年四、五月间，天津境内屡屡发生用迷药诱拐儿童的案件，不久民团组织拿获了一个叫武兰珍的嫌疑犯，武兰珍供称，迷药来自法国教堂的杂役王三。当时清朝负责北方沿海开放口岸通商、外交事务的是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其衙门设在天津。崇厚约法国领事丰大业来衙门，要求教堂交出嫌犯对质。这时候，天津街上已聚集了不少愤怒的群众，各种说法不胫而走，人情汹汹。丰大业为人之骄横傲慢，英国在华的一些外交人员都啧有烦言，其在中国人面前气焰更盛，一言不合，于崇厚衙门里居然拔出枪来，三口通商大臣慌忙躲避。丰大业?忿然离开衙门，恰好遇上天津知县刘杰，二人为迷拐案争吵了起来，丰大业开枪击之，打死了护卫知县的家丁。此举激怒了本就愤愤不平的围观民众，大家一拥而上，将丰大业及随从群殴至死，余恨未消，又焚毁了法国教堂，教堂中十名修女、两名牧师在冲突中死亡。事态进一步扩大，四座英、美教堂成为池鱼之殃，被天津民众捣毁，3个俄国商人也丢掉了性命。
教案发生后，外国炮舰迅速开至天津示威，同时七个国家的公使联名向清政府的总理衙门提出强烈抗议，要求赔偿损失和惩凶。
与洋教有关而酝巨案，早有前兆。天津教案发生前，民众与洋教的冲突在神州大地早已此起彼伏。1861年，山西传教士不许入教的中国百姓出资参加传统的摊派演戏酬神活动，引起了绅民不满。山西巡抚向总理衙门报告：“该教士欲令奉教者概不摊派，且斥不奉教者为异端，是显分奉教与不奉教者为两类。其奉教者必因此倚恃教众，欺侮良民。而不奉教者亦必因此轻视教民，不肯相下”;1862年，湖南、江西、贵州等地相继发生群众焚毁教堂、育婴堂事件……
与上述事件相比，天津教案不仅牵涉国家多，死伤人众，而且有失控的危险，外国人的反应也更为激烈。但这种比较只是规模和冲突烈度的差距，而就其性质而言，均属于不同文明在文化惰性的驱使下，相遇却不愿沟通所结下的果实。洋教士视中国人演戏酬神为“异端”，和中国人用怀疑的目光审视育婴堂，并无本质区别。只不过，谣言的飞速传播，加上社会异动力量如会党分子的推波助澜，使中国人对异质文明的隔膜和误解更深而已。
天津教案之处理于清政府真如利剑头悬。一方面，经过两次鸦片战争，清王朝已充分领教了坚船利炮的利害，现在多国的外交和军事压力不容他们有丝毫闪失。另一方面，民间对教堂乃至洋人的愤怒情绪，既不失正义，又未必不是统治者眼里可以倚重的力量。清廷很清楚，如果对内蛮横打压，对外一味曲从，那等于损伤“民气”，失掉“民心”，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将不复存在。教案起，总理衙门向高级官员征求意见，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的一番话颇具代表性，他认为“津民之哄然群起，事出有因，义愤所形，非乱民可比。正宜养其锋锐，修我戈矛”。
清政府善后的进退两难在崇厚身上已有显露。据著名洋务派官僚黎庶昌所记，这位满洲贵族“驻天津近十年，调停于民教之间，人颇讥之。事变之后，崇公出示解散，有严禁聚众滋事之语，由是怨声载道。”清政府只好让崇厚出国避开风头，另择人办理教案。
清政府另选的人就是黎庶昌的老师，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平定太平军的曾国藩声望正隆，但此时已经抱病，这从农历五月二十五日，清廷“(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着前赴天津”的上谕中显露无遗，同时也说明，在清廷最高统治者心目中，实在也找不出比曾更适当的人选。曾国藩的态度呢?他儿子，即著名外交家曾纪泽后来回忆，“臣的父亲先臣曾国藩，在保定动身，正是卧病之时，即写了遗嘱，分付家里人，安排将性命不要了。”平情而论，大概也不算太夸张。
曾国藩到底老谋深算，二十五日领命，二十九日他即回奏：武兰珍所供之王三，业经庾获，必须讯取确供;武兰珍是否果为王三所使?王三是否果为教堂所养?挖眼剖心之说，是否凭空谣传?抑系确有证据?此两者为案中最要之关键。从此两层悉心研鞫，力求平允，乃可服中外之心。
曾国藩看得很清楚，要对外国人和本国民众都有所交待，首要的问题，就是查清真相。而真相的要害，则在于拨开笼罩在育婴堂上的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