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宦官”里大名鼎鼎的魏忠贤。天启中期，魏的权力登峰造极。没有魏办不成的事，没有魏不敢杀的人。《明史》有载：“中书吴怀贤读杨涟疏，击节称叹。奴告之，毙怀贤，籍其家”;“武弁蒋应阳为廷弼讼冤，立诛死”;“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僇，甚至剥皮、刲舌，所杀不可胜数，道路以目”;“工部郎中万燝上疏刺忠贤，立杖死”……这些都是极其沉重的记录，远比大周武则天的酷吏厉害多了。当此之时，内外大权一归阉人魏忠贤。内廷文有王体乾等，又有李朝钦、王朝辅、孙进、王国泰、梁栋等三十余人，左右拥护、齐声喝彩。外廷文臣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号“五虎”主谋议;武臣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号“五彪”主杀僇。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少卿曹钦程等号“十狗”;又有“十孩儿”“四十孙”之号诸人环绕其周围。满朝文武，只认九千九百岁一人。
于此，中国帝制里的“宦官之害”达到前无古人的地步。不仅如此，宦官的党羽——在《明史》里称之谓“阉党”的势力也达到中国帝制的顶峰。对此《明史》写道：“明代阉宦之祸酷矣，然非诸党人附丽之，羽翼之，张其势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最让后人痛心的是，不是宦官最烈，而是那时读书人除了没有骨气卖身投靠之外，更严重的是助纣为虐。“总督张我续及孙国桢、张翌明、郭允厚、杨维和、李时馨、汪若极、何廷枢、杨维新、陈维新、陈欢翼、郭如暗、郭希禹、徐溶辈，佞词累牍，不顾羞耻。”更有甚者，魏忠贤出行，“士大夫遮道拜伏，至呼九千岁”。这还不是顶峰，顶峰是遍地为魏忠贤修生祠。让后人大跌眼镜的是，此建议不是“阉党”所为，而是一读书人所为。这读书人就是国子监监生陆万龄。天启七年(1627年)五月，陆万龄说魏忠贤之“忠贤”可与孔子相提并论，上书：“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而忠贤诛东林。”并称，魏忠贤可配祀孔子，更无耻的是，称魏忠贤之父还应配祀孔子之父。于是建议，在国子监西侧建立魏忠贤生祠。如此荒唐之事，就出于一个读书人之手。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朝代。明自万历间和万历之后，面子尚无异样，田照种、书照读、商照商，但是明的内囊已经败坏得不可收拾了。明亡因内有流贼外有异族(相对于汉)，但明亡因其内囊败坏，其实是迟早的事。如特务制度为帝制的政治需要就是一因。朱元璋开启的苛政酷刑，原是针对“反对党”的，但它衍生出来的特务政治，则王朝搞得天怒人怨丧尽民心。天启三年，魏总督东厂，至天启七年亡短短的四五年间，整个明朝国不是国朝不是朝，官不是官民不是民，全在东厂特务政治的黑暗、恐惧之中苟且度日。官员一拥而上，读书人也一样一拥而上。闲读《明史》却让人心惊肉跳心惊胆颤。不过，唯有读书，才能知道：帝制不亡，必有魏忠贤、张忠贤、李忠贤;帝制不亡，必有陆万龄、刘万龄、陈万龄。这样想来，再大的闷气，书也得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