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则出现了系统的国民教育体系，与之配套的考试制度也全面建立。唐代考试的特点之一是面向全体国民，不只在校学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社会青年等非在校生也可以通过自学参加考试，这种非在校生参加科举叫“乡贡”。据《新唐书·选举志上》记载：“举选不由馆、学者，谓之乡贡。”乡贡不仅和在校生有同等的报考资格，在中唐以后甚至出现了“重乡贡、轻生徒”的现象。
起初自学考试有严格要求，考生必须在当地(本籍)报名，必须经过县、州府的考试，合格者才能上报个人档案材料(解状)，每年十月参加礼部考试。到唐朝后期，对自考生的限制放宽，不再受籍贯限制，可异地投奔取解，州县考试也不再严格，有时不经过考试也能给予解状，称之为“拔解”。乡贡为平民子弟开辟了一条升迁之路，自学者可以和生徒一同竞争入仕，极大地刺激了民间自学与办学的热情。上述是唐代的常科考试，在唐朝的考试制度改革中，还设有“制科考试”。所谓“制科”，是有别于定期考试的不定期科举考试，制科又叫特科、制举，目的是防止常科考试埋没特长生，选拔“非长之才”，以弥补常科的缺陷和遗憾。制科考试类似于现代的“特招”，招收某一方面的特长生。据《云梦漫钞》记载，高宗李治在位时的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唐朝始设制科，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始有“志烈秋霜科”，诗人韩思彦考中该科。之后，武则天又对制科考试作了调整，要求进行殿试，加试策文三篇。
宋代科举考试同样经历过几次较大改革，改革的目标首先是对考试内容进行调整，精减考试科目。宋仁宗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教育家范仲淹提出了“精贡举”的观点。到王安石变法时期，合并考试科目成为科举考试改革的中心内容。在王安石的考试新政中，罢去明经诸科，仅存进士科，同时设立“三舍升试法”，实行由学校直接升选贡举的制度。
考试制度改革在历朝都是大事，王安石的考试改革由于变化较大，争议也大。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朝廷只好将进士考试分为“经义进士”和“诗赋进士”两个考试科目，到南宋初，又将经义和诗赋合为一科……就如今天的文理分科一样，分分合合，反反复复。宋代也有制科考试，还提升了武则天开设的武举考试地位，让“武举”与“文举”一样，拥有同等的“学历地位”，当然这与当时国家对军事人才的需要有很大关系。
宋代的考试科目改革，都是围绕为国家选拔出实用人才、急需人才而设置的。如王安石考试改革中就重经义而轻诗赋，去掉诗赋、帖经、墨义，曾遭到苏轼、司马光等人的强烈反对。明清时期，中国的考试制度已完全定型，科举考试分为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种固定考级，最明显的是出现了“标准化”考试。考试以“八股文”为典型，作文从开头到结尾都有固定的标准和程式，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为题目，以朱熹等的注释为标准。“标准化”考试减轻阅卷者的工作量，但因为脱离社会实际，不利于考生的自由发挥和人才选拔，当时便遭到有识之士的批评，清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朝廷曾一度诏废“八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