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到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历时268年的大清王朝在这125天里土崩瓦解，轰然倒塌。这期间，东山再起的袁世凯一方面利用清军压制南方革命，另一方面养“敌”自重威胁清廷，最终逼清帝退位，坐上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然而，袁世凯究竟使用了什么手段“和平”逼退清帝？这个过程中清廷内部又有怎样不同的应对态度？“东方的觉醒—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馆藏珍贵历史文献展”中的文献和史料，为读者呈现了其中的一些细节。
当时，武昌起义爆发，清廷见大势不佳，重新起用拥有军事实力和外交关系的袁世凯，在1911年10月14日诏授他为湖广总督，赴武汉节制各军。最初，袁世凯称疾不就，向清廷提出要求：开国会，组责任内阁，解党禁，宽容起事党人，总揽全国兵权，宽与军费。10月27日，清廷又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陆海各军，隆裕太后还拨内帑100万两济武汉军事。接着，清军在汉口击败民军，清廷看到袁世凯是可以扭转乾坤的惟一人物，便于11月1日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诏他来京，组织内阁。11月16日，袁世凯内阁正式成立，自此便独揽了清廷的军政大权。
11月27日，清军攻占汉阳，民军死伤3000人。当时冯国璋打算乘胜渡江攻武昌，袁世凯却亲自拨打长途电话授意冯国璋停止攻打。依袁世凯当时的实力，完全可以镇压革命，但是他要养革命以制朝廷。12月28日，隆裕太后听从袁世凯的进谏，下懿旨召集国会，以决定国体。《绍英日记》中记录了袁世凯面见隆裕太后时的一番对话：
皇太后垂泪谕袁总理大臣云：“汝看着应如何办？即如何办。无论大局如何，我断不怨汝。即皇上长大，有我在，亦不能怨汝。”
袁对云：“臣等国务大臣，担任行政事宜。至皇室安危大计，应请上垂询皇族近支王公。论政体本应君主立宪，今既不能办到，革党不肯承认，即应决战。但战须有饷，现在库中只有二十余万两，不敷应用。外国又不肯借款，是以决战亦无把握。今唐绍仪请召集国会公决，如议定君主立宪政体，固属甚善；倘议定共和政体，必应优待皇室。如开战，战败后，恐不能保全皇室。此事关系皇室安危，仍请召见近支王公再为商议，候旨。”
绍英时任署度支部大臣，长期位居清廷核心的他亲身经历了晚清的动荡，并记述在日记中。《绍英日记》由绍英的儿子马士良保存研究，今通过绍英之孙马延玉修复并转予国家图书馆，在“东方的觉醒—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馆藏珍贵历史文献展”中首次展出。
在《袁氏当国》一书中，作者唐德刚把袁世凯的政治方略解读为三步，即养敌、逼宫和摊牌，“袁氏知道，革命派只可养，不可剿，剿则兔死狗烹。他也知道，大清气数已尽，是扶不起的阿斗；纵是可扶，他也无扶清灭孙的兴趣和义务，而且不论做皇帝还是做总统，都少不了他一份。”
对于隆裕太后，袁世凯首要一步就是以军费无着为借口，上来便把太后的私房钱，逼掉一百万两，等到太后以为内帑花光，自觉前途茫茫，衣食堪虞，乞怜于宰相之时，袁世凯又可以告诉她，兵凶战危，胜败难卜，太后如赞成共和，将来的民国政府会优待皇室，“优待费”可多至一年四百万两，足可安度晚年。
而清朝宗室方面，主和派、主战派则争论不休、斗争激烈，庆亲王奕劻力保袁世凯出山，是主和派。载洵、载涛属于不发言者。恭亲王溥伟、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蒙古王那彦图、满族中之升允、铁良、良弼等人则属于主战派。对于当时袁世凯停战言和，主战一派非常不满。在马士良早年手抄收录的《恭亲王溥伟日记》中，记录了1912年1月15日，恭亲王溥伟在内阁会议上与袁世凯派去的赵秉钧、梁士诒进行的激辩：
内阁会议，余力疾至内阁，醇、庆诸王及蒙古王公均到。袁世凯以疾辞，遣赵秉钧、梁士诒为代表。最可愤者：群臣列坐二三刻钟之久，惟彼此闲话，不提及国事。余不能耐，遽诘梁、赵曰：“总理大臣邀余等会议，究议何事？请宣言之。”
赵秉钧曰：“革命党势甚强，各省响应，北方军不足恃。袁总理欲设临时政府于天津，与彼开议，或和或战，再定办法。”
余曰：“朝廷以慰庭（袁世凯字）为钦差大臣，复命为总理大臣者，以其能讨贼平乱耳。今朝廷在此，复设一临时政府于天津，岂北京之政府不足恃，而天津足恃耶？且汉阳已复，正宜乘胜再痛剿，乃罢战议和，此何理耶？”
梁士诒曰：“汉阳虽胜，奈各省响应。北方无饷无械，孤危已甚。设政府于天津者，惧惊皇上也。”
余曰：“以前发捻之乱，扰及畿辅，用兵几二十年，亦未有议和之举、别设政府之谋。今革命党之势，远不及发捻，何乃辄议如此？若用兵筹饷之事，为诸臣应尽之责，当勉为其难。若遇贼即和，人尽能之。朝廷何必召袁慰庭耶？”梁、赵语塞。
面对气势汹汹的主战派，袁世凯自有手段。当时袁世凯以军饷缺乏为由，说动隆裕太后要求王公大臣“毁家纾难”。清廷无奈，只好下谕：“著宗人府传知各王公等，将存放私有财产，尽力购置国债。”以号召皇族全力购买国债，支援军用。可纾难虽人人之所欲，毁家就人人之所不欲了，实际上在京城内，皇族没有几个人响应。经袁世凯这一倡导，满族王公大臣，便再也不敢轻言对革命党作战了。
此时的清廷早已奄奄一息，而待到孙中山做出清帝退位后辞职的承诺后，袁世凯才决定把清廷推翻。1月16日，袁世凯内阁全体成员联名上“合词密奏”，袁世凯亲自出马说服隆裕太后，请求清帝退位。1月17日，隆裕太后在养心殿召集王公大臣，举行第一次御前会议，商议清帝退位的事情。此时的隆裕太后摇摆不定，尽显软弱，《恭亲王溥伟日记》记录下了当天太后同王公大臣们的对话：
太后问曰：“你们看是君主好？还是共和好？”
皆对曰：“臣等皆力主君主，无主张共和之理。求太后圣断坚持，勿为所惑。”
太后谕：“我何尝要共和，都是奕劻同袁世凯说，革命党太厉害，我们没枪炮，没军饷，万不能打仗。我说，可否求外国人帮助？他说，等同外国人说说看。过两天，奕劻说，外国人再三不肯，经奴才尽力说，他们始谓革命党本是好百姓，因改良政治才用兵，如要我们帮忙，必使摄政王退位。你们问载沣是否这样说？”
醇王对曰：“是。”
臣伟对曰：“既是奕劻这样说，现在载沣已然退政，外国何以仍不帮忙？显系奕劻欺罔。”
那彦图奏曰：“既是太后知他如此，求嗣后不要再信他言。”
臣伟奏曰：“乱党实不足惧，昨日冯国璋对载泽说，求发饷三月，他情愿破贼。”
太后问载泽：“有这事否？”
载泽对曰：“是有。冯国璋已然打有胜仗，军气颇壮。求发饷，派他去打仗。”
太后谕：“现在内帑已竭，前次所发之三万现金，是皇帝内库的。我真没有。”
臣伟碰头奏曰：“库款空虚，焉敢迫求。惟军饷紧要，饷足则兵气坚，否则气馁兵溃，贻患甚大。从前日俄之战，日本帝后解簪饰以赏军，现在人心浮动，必须振作。既是冯国璋肯报效出力，请太后将宫中金银器皿赏出几件，暂充兵费，虽不足数，然而军人感激，必能效死。如获胜仗，则人心大定，恩以御众，胜则主威，请太后圣明三思。”
善耆奏曰：“恭亲王所说甚是，求太后圣断立行。”
太后谕：“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吗？”
1月26日，反对南北议和与清帝逊位的激进派良弼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北京的王公大臣为之大震，纷纷逃亡，隆裕太后恳求袁世凯保其母子性命。就在当天，段祺瑞等清将领50人联名通电，请清帝退位。电文意思明确，那就是清帝退位，设立共和制的政体，并由袁世凯组织新政府。此时，受到重重打击的隆裕太后已经彻底地放弃希望，不再等召集国会，决定先自让政权。
2月12日，宣统皇帝溥仪退位，清朝至此正式结束。随后，孙中山遵誓解职，参议院改选袁世凯继任。此时，袁世凯达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唐德刚在《袁氏当国》一书中这样表达，袁世凯发起的“不流血的宫廷政变未可厚非”，以和平的方式逼退清帝总比“火光四起，尸横街巷”要好。但是，与千万仁人志士前仆后继的民族使命相比，袁世凯所争的重点更多是个人的权位和荣誉。
在马士良1981年发表的《清廷退位前后》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反映的是袁世凯在逼帝退位后立刻“翻脸”，而隆裕太后则恍然大悟却又万般无奈。当时，袁世凯派张謇拟定好逊位诏，并催促清廷加盖玉玺。次日早朝，袁世凯向隆裕太后秉告民国对皇室优待费，每年四百万两，并哭着说：“请皇太后好好教皇上念书，将来还有还政之一日。” 出殿时，声犹哽咽。隆裕太后回宫后对近侍说：“袁世凯真是忠臣。”第二天早晨，太后冠服整肃等待早朝，可到10点钟还不见军机王大臣上朝，于是隆裕太后传奏事处上来回话，她万万没想到得到的回答竟是：“袁世凯昨日临行时言语，从此不来矣。” 太后听后，目瞪口呆，半天才缓过神来，说道：“难道大清国我把它断送耶？”（来源：《中国文化报》 作者：屈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