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由于蜀汉未置史官，因而没有留下任何官方的文书档案。陈寿撰写《三国志》时，对魏、吴的资料颇感顺手，分别撰写了30卷和20卷；对蜀，则因资料欠缺而只撰写了15卷。简洁的文字记载后来虽经裴松之作了大量的注释，仍常有语焉不详的感觉。读《三国志·蜀书·李严传》，这种困惑就特别强烈。
一、李严是证据确凿的“托孤”对象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说：“（章武）三年春二月，丞相亮自成都到永安。……先主病笃，托孤于诸葛亮，尚书令李严为副。”
刘备作出这样的后事安排，可以说是颇费了一番苦心。
当时，与刘备关系最为亲近的关羽、张飞已经去世。刘备之子刘禅才17岁，难以撑持局面。丞相诸葛亮有能力，能够将蜀汉事业进行下去。可是，如何防止诸葛亮个人擅权，功高盖主的情况出现呢？刘备想到了李严。李严在构成蜀汉政权的荆州、东州、益州三个集团中属于东州集团的佼佼者，“以才干称”、“复有能名”，跟随刘备后，屡次以少数兵力平定大规模叛乱，充分表现出出色的政治才干和军事才能。
二、李严后来却在权力中心以外
虽然李严是证据确凿的“托孤”对象，而且还可以认定是刘备为防止诸葛亮权力过大威胁到皇室安危而有意布下的一颗牵制诸葛亮的棋子；但是，在刘备去世后，从现有的记载来看，却怎么也看不到李严发挥他作为“托孤”重臣的作用。刘备去世后，刘禅继位，封诸葛亮为武乡侯，“开府治事”，又领益州牧，此后，蜀国的“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与此同时，虽然亦封李严为“都乡侯，假节，加光禄勋”；但是，远离成都这个统治中心而“留镇永安”的李严，与已经“开府治事”的诸葛亮相比较，不能不认为是在执政权力上已经大大落后了。作为“托孤”大臣之一，尤其是还“统内外军事”这样的一位重臣，为什么会长期“留镇永安”？如果说刘备死时蜀汉与孙吴尚处于敌对状态，李严留镇永安是必须的话；那么在刘禅继位后的建兴元年“吴王孙权与蜀和亲使聘，是岁通好”后，仍旧将李严这么一位“统内外军事”，各方面都与诸葛亮并列的“托孤”重臣继续置于和孙吴交界的永安，则显然不合适。
作为一个混迹官场几十年，又有很强军政能力的人物，李严是不可能不明白远离政治权力中心的负面效应，乃是远离统治阶层的各个官僚集团，其政治影响力会越来越小，最后逐渐被人遗忘。建兴四年，李严被派到面对孙吴的二线城市江州，就是回不了成都。如果李严不是想自立为王（谅他也不敢），他就不会自愿去江州。从他后来曾“更成大城，周回六十里，……求以五郡置巴州，丞相诸葛亮不许”的举动来看，他是非常想进入成都权力中心的。只是既然进不了成都，那只好退而求其次，要求“以五郡置巴州”。他一定明白这样的可能性更渺茫，因而这也许仅是他的一种表达不满的要求和姿态而已。而能够“不许”他的，不是后主刘禅，而是同为“托孤”大臣的诸葛亮。这只能说明，此时的诸葛亮已经牢牢地控制住了蜀汉的权力，李严已经被撇在了一边。
此后几年，诸葛亮南征南中、北伐曹魏，在这些理应由“统内外军事”的李严负责的军事行动中，李严要么是没有参与，要么是下降为一个负责粮草的二等角色，这与他领受的“托孤”之命是完全不相符的。能够使之这么做的，当然也只能是诸葛亮。我们还可以来看看《出师表》。虽然因为它体现了诸葛亮的忠贞与自强精神而受到后世的百般推崇，但是，在《出师表》里通篇没有出现一次李严的名字甚或与李严有关的事。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只能认为，诸葛亮的内心深处是很清楚刘备安排李严与他共同辅佐刘禅的目的，就是制衡他。诸葛亮一直自以为在他“无身之日，则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因此始终将自己摆在一个凌驾于众人之上的位置上。他当然不能允许如李严这样一个能在政治上对自己形成威胁的人进入权力中心并掌握军事实权，所以始终将李严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