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原王道”穷途末路，在理论与实践上都走入死胡同。晚清名臣曾国藩是中原王道“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在造反的农民军眼里，他是嗜血的头狼——“曾剃头”；曾国藩攻下太平天国首都南京（当时称天京）时，制造了早于日本侵华七十年的浩劫——南京大屠杀。他在整个过程中，不仅不对部下的胡作非为稍加制止，而且指使其弟曾国荃参与其中。
史料记载，湘军进入南京后，见人就杀，见屋就烧。直杀得南京城内血流成河，尸体涌进长江，几乎使江水不流。清人记载：“金陵之役，伏尸百万，秦淮尽赤；号哭之声，震动四野。”所谓伏尸百万，除了战死者，就是曾国藩在城内外屠杀的平民。“皖南及江宁各属，市人肉以相食，或数十里野无耕种，村无炊烟。”这次屠杀最保守估计也应该在50万人以上，清人所说的伏尸百万也是有可能的。而屠城和对城市的毁坏程度也是历史之冠。屠城、焚烧城后，南京连一棵完整的树都找不到了。太平天国强盛时，南京城最多有100万人。但到光绪登基的1875年，人口还不到50万。后来李鸿章署理两江，认为南京城需要百年方可恢复。
据传，由于曾国藩在南京的屠杀手段残暴，当时南京小孩夜哭，妈妈说“曾剃头来了”，小孩就立刻收声。可见，这是一匹多么令人恐怖的“头狼”。但在“夷人”眼中，曾国藩却是另一张“温良”的面孔。“天津教案”验证了曾国藩“窝里横”的“圈中狼”本性。1870年6月21日，因怀疑法国天主教堂“贩卖人口、虐杀婴儿”，天津发生数千名群众攻击教堂事件。包括神父修女、法俄国侨民和中国信徒在内的50人被杀，法国领事馆被焚。事件发生后，英、美、法等国联合提出抗议，并出动军舰兵临城下。朝廷派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往天津办理天津教案。
天津民众以为这位曾帅会像平“长毛之乱”那样痛击“夷狄”、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然而曾国藩到天津后，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决定赔偿“夷狄”损失46万两银，派使团至法国道歉。并且按照法国开出“杀人名单”，“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问情罪之一当否”，不问情节轻重，对本国“刁民”大开杀戒。曾国藩办案结果，令民众大失所望，曾的声誉就此一落千丈。有人认为这是曾国藩的一次外交失误。但我认为这是“圈中狼”必然表现。只不过之前人们尚未看清他的真实面目——终其一生，曾国藩践行的还是名为“中原王道”、实为“中原狼道”的四字基本原则：内残外忍。
对“中原王道”，曾国藩除了实践，还有“理论贡献”。在晚清行将就木时刻，曾国藩给出了“救国之道”。认为治理天下的办法，在于如何运用孔孟的“王道”（指儒家的三纲五常）和法家的“霸道”（指法家的刑狱杀罚一套暴力镇压工具）。提出盛世用“王道”，乱世用“霸道”，平时互为参用。可见，所谓“救国之道”还是没有脱离荀子思想——“将儒法二家的统治思想加以结合”范畴。曾国藩在镇压内部“羊群”起义时，喜欢大开杀戒，甚至达到滥杀地步。就是出于信奉“乱世用重典”。在对外关系上，曾国藩主张凡事以“孔孟之道”应对，认为“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显然，这也是老调重弹，无外乎儒家“怀柔远人”春秋大梦。正如王阳明的“心学”不能阻止大明王朝倒退一样，曾国藩的“王道”也不可能挽救大清王朝走向灭亡。一切跳不出儒家圈子的理论，都不可能让中国出现质变。19世纪末叶，中外有识之士早已经看出，中原王道已到穷途末路。
首先是旁观者清。日本学者在《世界国尽》一书中，对“中国仁义五常”的不能“再造辉煌”的内因进行了犀利剖析。“清国的历史自陶虞时代开始，到现在已有4000年，过去以重视仁义五常、人情敦厚而盛名远播。可是因不肯引进现代文明，风俗渐衰，德智渐颓，他们还犹如井底之蛙，以为自己样样比他国行。真是可悲。”其次，是身在此山中人，也对“儒教王道”痛定思痛。曾国藩的同乡维新派领袖谭嗣同指出：中华文明衰落，其根本在于教义。“夫欲变法，必先变教”。虽然这位年轻的维新领袖“出师未捷身先死”，清国既未“变法”也未“变教”，但是它很快的灭亡下场，验明“仁道不人”“王道不王”之“教”无疑是一条通向坟墓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