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宦官史，如蔡伦、郑和名垂青史者凤毛麟角，大多数是遗臭万年的魏忠贤之流。总得看来，太监群里，还是坏人居多。这是为什么？查考中国历史我们知道，中国的宦官史比封建史还悠长，远在周代的时候就有太监了，直至清亡。在长达三千年的历史中，这个人群大多是史书与评书中奸险小人的代名词，他们弄权、害人、阴险，恶用其极。难道他们是“天生的恶人”吗？非也。宦官群体的出身和宫女群相仿，大多是苦孩子出身。名义上他们是自愿“净身”入宫的，实际上都隐含着血泪。一个好端端的男儿，像猪马一被“骟”，心中的苦楚可想而知。我们现在讲“身残志坚”，更多是说给先天或后天不幸残缺者。而太监的身残是人为的、刻意的。就像当下出卖自己器官换取奢侈品的人，他们的精神也是患上严重疾病。
从生物的角度看，阉割是一种残忍的行为。人类对动物阉割的目的是为了改善肥育效果。通过摘除睾丸，可使它们的性机能消失，使它们变成一个丧失生存欲望的活机器，以便让它们为我们生产更多的肉蛋奶，而且性情变温顺老实，便于人类的管理，至于它们的生殖欲望我们无须考虑。如果说对动物都应心存怜悯，那么人类对于同类生殖权利的剥夺，又是怎样的一种“文明”？这种“文明”的传播者，传播着怎样的残忍、阴暗心理？儒家二圣孟子曰：“食色，性也”。现代生理学家赖希认为，性压抑产生僵化的性格，导致病态的荣誉、义务和自制的观念，磨灭了人因经济压迫而产生的造反欲望。
可见，性欲也是生产力。有性欲的人，能使自己身上产生巨大的生命活力，为了后代，也催生强烈的进取心。如果失去了性欲，便会认为自己的生命正在消失，进取对于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古人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太监在阉割之后，性功能就丧失了，自然也就失去了繁殖后代的能力。无性无后的人生，“趣味”何在？ 生存的意义也只是为了生存，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几乎对他们都不再有意义了。从生物学的意义上讲，他们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生物。他们丧失了正常生物的基本机能他们没有正常人的稳定生存目的和正常的心态，因此太监在很多问题上，态度消极，生活随和，甚至会主动地放弃努力。
从心理学分析，精神的极度贫乏产生致命的无能感，而无能感却是虐待狂症发生的一个主要来源。所以，太监一旦掌握了权力，或者有了钱财，那么无能心态会随之一变，变得贪婪、凶狠和残暴，甚至发展其“攻击性的性欲”，把恐怖的惩罚作为快乐。因为他们的遭遇是非人的，所以一旦他们主事，看待问题的就是非人的。完全是主奴价值观。他们是皇帝的家奴，因己及人，太监一得势就视满朝臣工为其奴才，要是哪个官员不买账，他就视为异己一定要清除。比如明末阉党党首魏忠贤在政坛炙手可热，他把皇帝之外的所有人都视为自己奴仆。辽东经略孙承宗百战名将，在东虏肆虐时独当一面，连努儿哈赤都说：“有那个孙南蛮子，我过不了长城了。”但由于孙承宗不向魏递门生帖子（拜干爹），魏就逼得孙承宗解甲归田。
很多人认为魏忠贤坏透了，但我们不能以圣贤心态要求魏忠贤这样的人，一个以忍辱来获取“准至尊”地位的人，虚荣心极强，一旦“混出来”不容任何人不敬。如果谁不敬只会诱发他的自卑从而导致加倍报复。他们只知主子才配有“尊严”，岂知他人也有“人格尊严”？一个对黑暗安之若素甚至成就于黑的人，先阴谋后阳谋，必无光明可言。至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太监堆里恶人多的现象了。他们首先是社会的“受虐者”，而后发展为“施虐者”，始作俑者，皆自“最残酷、最不人道的手术”。有人以为，太监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政治层面的。其实，这种影响还直接蔓延到整个华夏民族性格。封建中国，臣民普遍具有“内倾性、自虐性”的病态人格，主体性与独立精神空缺，这与千百年来以性压抑为根基的太监政治紧紧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