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留下了很多未解之谜，很多至今在史学界仍无定论，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方伯谦。
正史记载，“济远”号管带方伯谦贪生怕死，黄海海战中，他目睹邓世昌率领的“致远”舰悲壮沉没，竟率舰逃走，由于逃跑仓促，还撞沉了已搁浅的“扬威”舰。李鸿章一怒之下上奏朝廷，方伯谦被斩首，死时仅41岁。
然而他死后，却出现了很多不同说法，包括方氏后裔在内的一种说法认为，方伯谦作战勇猛，率舰退出战斗仅是出于战术考虑，他只是李鸿章等人为推脱失败而找的替罪羊。华西都市报记者
记者在威海探访时得知，当地有关部门在整理清朝遗档时，发现了一份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家的房契。“从房契上看，当时方伯谦在刘公岛上共有28处房产。”海军史研究会会长陈悦说。
看来，方伯谦不仅是“方跑跑”，还是名副其实的“房叔”。
逃离战场 撞沉本方舰艇不施救
1894年7月23日，方伯谦作为编队队长，率穹甲巡洋舰“济远”、鱼雷猎舰“广乙”等抵达朝鲜牙山，接应、护卫清廷运兵船。25日凌晨4时，返航途中遭遇日本“吉野”、“浪速”、“秋津洲”3舰。7时45分，“吉野”开火，7分钟后，“济远”发炮还击，甲午战争中的丰岛海战打响。
战斗初期，“济远”号还能奋力还击，但在大副沈寿昌、二副柯建章中炮牺牲后，方伯谦下令“济远”号向西北方向开溜，不久就挂出白旗，随后又升起日本海军军旗。逃回威海卫后，方伯谦编造“尾炮退敌”说，谎报“击死倭提督”，致使“吉野舰沉没”，连外媒都据此报道。
此后，在9月17日的黄海海战中，当前方的“致远”号在邓世昌率领下悲壮沉没时，方伯谦竟然带着“济远”号向旅顺口方向逃去，慌不择路之下，误入浅水区，撞沉搁浅的“扬威”号，且未施救，倒车后继续逃跑。“扬威”号管带林履中愤然投海自尽。
9月18日凌晨2点，方伯谦率“济远”号最先回到旅顺，7个小时后，其他舰艇才回来。其他参战的北洋海军军舰回港后，拒绝与济远同泊。
济远舰主炮如今成了甲午战争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旅顺斩首 家人刘公岛卖房产28处
丰岛海战谎报战功，方伯谦被李鸿章饶了一命。这一次，李鸿章对他已彻底失望。9月25日，方伯谦因临阵退缩被斩首，时年41岁。
陈悦说，最近威海有关部门在整理清朝遗档时，发现了一批有关刘公岛的重要资料，其中包括一份方伯谦家的房契。“从房契上看，当时方伯谦在刘公岛上共有28处房产。”陈悦说，这是方伯谦被问斩后，其家人来威海处理后事，变卖房产时留下的。
“你看看刘公岛上现在一共才有多少房子，北洋水师那会又能有多少房子?”陈悦说，“方伯谦就是一个‘房叔’，说不定当时北洋海军不少人在岛上还要租他的房子住呢。”记者探访
“济远”两当逃兵 主炮成镇馆之宝
甲午海战期间，济远舰参加了丰岛海战、黄海海战和威海保卫战，三战之中竟有两战逃跑。如今，该舰前双主炮却成了甲午战争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1986年和1988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曾两次对“济远”舰实施打捞，共出水文物132件组，其中包括“济远”舰舰首的2门210毫米火炮(火炮下炮架未出水)。如今，这两门主炮就安放在刘公岛海军提督署后院。
上世纪80年代初，海军某部在旅顺海域意外打捞到“济远”舰舰尾150毫米克虏伯炮等文物，使得沉没了近百年的“济远”舰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国家旅游局拨款300万元，计划将“济远”舰整体打捞出水，修复展出。
1986年，烟台救捞局开始打捞，从5月持续到8月。这次没能打捞出整艘“济远”舰，却捞出了沉睡海底82年的舰前双主炮。生产大炮的德国克虏伯公司闻讯，愿以每门300万美元的价格买走大炮。“听说消息后，博物馆原馆长戚俊杰跑到救捞局，跟他们说这两门大炮是文物，不能卖。”对这段内情颇为熟悉的陈悦说，在戚老先生努力下，这两门大炮最终没有流失。
1992年，在威海有关部门牵线下，戚俊杰先后5次与救捞局协商，最终以40万元价格达成收回大炮协议。
1992年7月25日，丰岛海战爆发98周年纪念日，烟台救捞局运送两门大炮的船靠到了刘公岛码头。从打捞出水，经过6年努力，“济远”舰前双主炮终于回到刘公岛。
公案寻解
逃跑是出于战术考虑?
“方伯谦无罪论”恐为杜撰
方伯谦生于福建闽县(今福州)，15岁时考入福建船政学堂第一期，毕业后进入海军。光绪二年(1876)，他被选为留学生，到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校学习4年，归国后历任“镇西”、“镇北”炮船、“威远”练船管带。1885年，调管“济远”号。
虽然学历和履历很光鲜，但方伯谦在甲午海战中的不堪表现，却彻底把他葬送。
据统计，方氏家族三代先后有10人服役于中国近代海军，且多有成就，堪称“海军世家”。方伯谦被斩首无疑让这个“海军世家”蒙羞，因此家族后世无人认可他是逃兵的说法。
方伯谦无罪三“证据”
第一个证据是一件“血衣”。据说方伯谦夫人上京喊冤时手里一直攥着一件血衣，是“济远”号大副沈寿昌的脑浆鲜血所染，当时，方伯谦就站在他身边，亲眼目睹手下战死。这件证物百年间被方伯谦后人反复提及，以证方伯谦的勇武。
第二个证据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上海刊印的《冤海述闻》一书，作者署名“冤海述闻客”。该书多处提到方伯谦，为其冤死鸣不平。书中写道：“嗟乎!济远船回时，不察情形，不经审讯，强加罪名，置之死地。独不思济远受伤大小七十余处，炮械坏不堪用……且各船得回旅顺者，其阵亡受伤尚不及济远之多，济远非逃，不辩自明……”
济远舰上的鱼雷
第三个证据是1981年在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发现的《卢氏甲午前后杂记》，该书作者系黄海海战亲历者卢毓英。该书也提到“济远”作战勇猛：“济远当敌之冲，迎击既久，炮多炸裂倾倒，无以应敌，于是亦逃。”
三样证据最终都指向一个观点：方伯谦率舰撤离是出于战术考虑，李鸿章、丁汝昌拿他当了替罪羊。
史学界质疑“无罪论”
不过，对于方伯谦无罪的“证据”，史学界褒贬不一。首先，一些史学者认为，“血衣”很难说明什么问题。衣服上的血不是方伯谦的，也许他正是亲眼见到战友死得如此骇人，才魂飞魄散，撤退保命。
其次，《冤海述闻》很难作为标准史料参照。“冤海述闻客”的身份无法确定，不排除是有人委托写手，根据当时的航海日志等资料或讲述的故事，再收集一些报道和官方文书捏合而成。且书中多处说法不能尽信，如书中提到战舰撤退原因是“炮械全坏，无可应战”。但据战后统计，黄海海战中，“定远”、“镇远”、“靖远”、“来远”等舰中弹皆超过百发，“济远”中弹却只有15发。有人据此质疑：“来远”中弹225发，尚能够坚持战斗到底，“济远”为何不能?
最后，《卢氏甲午前后杂记》的作者卢毓英虽亲历黄海海战，但他当时主要在舱内，根本没机会观测到战场上的真实情景，其所言大部分都引自《冤海述闻》，真实性存疑。
因为史料无法统一，多数史学者认为，对方伯谦的评价目前还是“维持原判”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