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年律令》是吕后当政期间确立的一部完整法律条文，它的出现为汉朝初年经济的复兴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更是为之后汉武帝横扫匈奴奠定了基础。
据李学勤等专家对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分析，那里的“二年”应为“吕后二年”，即公元前186年。而就在这部距今2188年的汉代“律令”中，我们可以找到若干汉代女子充当户主、女子可以继承夫爵、子爵和财产等法律条文。因而，在没有新的考古发现之前，我们可以把《二年律令》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涉及保护女性权益的成文法。
首先，在《二年律令》中有女子可以充当户主的法律依据。如《二年律令·户律》规定：“民大父母、父母、子、孙、同产、欲相分予奴婢、马牛羊、它财物者，皆许之，辄为定籍。孙为户，与大父母居，养之不善，令孙且外居……孙死，其母而代为户。令毋敢逐夫父母及入赘，及道外取其子财。”从这一法律条文看，汉代明确规定了男户主死后，其“大父母、父母”可继承和分享他的“奴婢、马牛羊、它财物”;在作为户主的儿子死亡后，其母亦可“代为户主”。这一规定从法律上确立了女性(祖母、母亲)在男户主死亡之后的正当权益。
其次，在《二年律令》的《置后律》中，“女子”的继承权问题和立户条件也有着详细的法律依据。如：“□□□□为县官有为也，以其故死若伤二旬中死，皆为死事者，令子男袭其爵，毋爵者，其后为公士。毋子男以女，毋女以父，毋父以母，毋母以男同产，毋男同产以女同产，毋女同产以妻。诸死事当置后，毋父母、妻子、同产者，以大父，毋大父以大母与同居数者。”从这一法律条文看，汉代已明确规定因公受伤致死的男性，可以“令子男袭其爵”并继立为户主，在没有子男、父亲、祖父、男同产的情况下，女儿、母亲、女同产、妻子和祖母可以依次享有继承爵位、充当户主的权力。
再次，关于尚未出嫁的女户主，在出嫁后如何恢复对原有财产的控制和恢复其户主身份，《二年律令》中的《置后律》也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如：“女子为父母后而出嫁者，令夫以妻田宅盈其田宅;宅不比，弗得。其弃妻，及夫死，妻得复取以为户。弃妻，畀之其财。”以这条简文看，汉代已明确规定，凡因父母死亡而继承户主的女性在出嫁时，其田宅可以纳入丈夫的田宅范围，但如果两者的宅舍不是比邻，则妻子的宅院不能纳入丈夫的家中;如果该女子被遗弃，那么，她便可以在丈夫死亡之后，重新索回自己的田宅、财产，并且重新获得户主地位。
最后，关于丈夫死亡、由寡妇继立成为户主后，如何享有田宅和爵位的问题，《二年律令·置后律》也有明确规定。如：“寡为户后，予田宅，比子为后者爵。”再结合“女子比其夫爵”的简文就可认定，在汉初，如果寡妇继立为户主和继承人，国家按律授予田宅，并且可以比照以子男继承亡父户主和爵位的相关权益。
结合1999年9月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长沙走马楼吴简所反映的相关材料看，以女子为户主的现象在孙吴初期的长沙郡临湘侯国中亦存在。所以，从历史的延续性规律来看，西汉初年到三国孙吴初年的400多年里，出现汉初保护“女子”继承权及家庭控制权方面的严密法规与孙吴时期“女户”的存在，都不是历史的偶然，它充分说明“女户”现象实际上是汉魏时期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在经历几十年战乱之后，汉初社会不仅存在着大量的以女子为户主的“女户”现象的可能性，而且也正是这些可能性的存在，为汉代国家制定相关法律条文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基础。所以，汉初国家之所以在严禁“为人妻者不得为户”的律令条件下，能够制定出详细的法律法规来严格保护寡妇、女儿、母亲、女同产和祖母在财产继承权和家庭控制权方面的权益，并不是偶然的历史现象，而是顺应汉代社会时代要求所采取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