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色性也”，与“性”有关的话题总是传得沸沸扬扬。这不，不管是微博还是朋友圈，通奸都成了非常热衷的话题。
这里，就来为大家八一八发生在古代中国的几件官员通奸案。
西汉时期有一个音乐家，叫李延年。他歌唱得好，“每为新声变曲，围者莫不感动”。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他还有一个“妙丽善舞”的妹妹。妹妹被汉武帝看中了，召集到后宫，立为夫人。李延年因此而发迹，被封为协律都尉，管理乐府。人说“德艺双馨”。李延年的“艺”没得说，“德”上面就欠了些功夫。他居然与一位良家女子勾搭上了。汉武帝知道后，勃然大怒，丝毫不给这位大舅子的面子，处以宫刑——没收了“办案”工具。
没想到，李延年的弟弟李季也有同好。李季在后宫行走，日子久了，便与宫女暗通款曲，做出淫乱事情。汉武帝火就更大了，下诏诛了李延年、李季兄弟宗族。
你看，通奸通得命都丢了，这代价未免也太大了吧?对，在秦汉时期，对于通奸罪行的处罚都趋于严厉。秦始皇在著名的《会稽刻石》上明文规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意思是说，如果妻子发现丈夫与人通奸，杀了也不承担责任。据汉代墓葬出土的张家山竹简记载：“诸与人妻和奸，及其所与皆完为城旦舂。其吏也，以强奸论之。”普通人通奸，男的去修城，女的去捣米。如果是官员通奸，则按强奸罪论处。
到了唐、宋时代，对于通奸的处置宽松起来，不再动不动就喊打喊杀。唐朝法律规定：“诸奸者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二年。”这就是说，通奸者判罚一年半的有期徒刑，如果已成婚，则加刑半年，变成了两年。《宋刑统》规定：“诸夜无故入人家者，笞四十。”跑到别人家里去通奸，仅仅是打40大板。后来又规定“奸从夫捕”。即谓，妻子与人通奸，要不要告官处罚，以丈夫的意见为准。丈夫愿意戴着绿油油的帽子，政府也不会来多管闲事。
不过，宋朝法律对官员通奸的处置还是比较严厉的。《宋刑统》规定：“诸监临主守，于所监守内奸者，谓犯良人，加奸罪一等。”官员与民女通奸，是要罪加一等的。
举一个例子。宋神宗元丰年间发生了一起通奸案。当时，朝请大夫、登闻检院王珫和儿子王仲甫与大理寺评事石士端之妻王氏通奸，败露后，宋神宗批示从轻发落，但监察御史朱服马上弹劾：“珫父子同恶，行如禽兽……今有司虽许令厘务，而珫略无愧耻，遽请朝见。”硬是通过大理寺审判后，摘掉了王珫的官帽，放归田里。
这事儿还没完。王珫在被审讯时，供出了宰相王珪之子王仲端也与此案有关。审理此案的大理寺丞王援惧怕王珪父子的势力，没敢深究，草草结案。结案未久，知谏院舒亶便站出来举报说，王仲端与通奸案有涉。宋神宗大为光火，任命御史复鞫通奸案。最后，王仲端、王援均被处罚。
如同文史学者吴钩所言，中国历史上通奸罪罚的演变趋势呈现出一个“U”形轨迹：前期重罪化，中期轻罪化，后期又重罪化。的确，经过较为宽松的唐、宋时代，到了元明清三朝，对通奸的处置又严厉起来。
明朝明洪武九年(1376)，太祖朱元璋修建勤身殿。有人向他报告，说一位官员与工匠的老婆通奸。朱元璋立即将这位官员处以宫刑。不仅如此，朱元璋还下令把2000多名工匠全部阉割。好在有人竭力劝谏，这些工匠才避免了飞来横祸。朱元璋痛恨通奸的官员，几乎到了变态的程度。
俗话说，上有对策，下有政策。既然朝廷对通奸处罚严厉，那我就将通奸女子娶进家门。岂不皆大欢喜?别说，还真有人这么做了。
清朝嘉靖年间，浙江衢镇左营一个军官陈邦太，与民妇程方氏发生了苟且之事，开始担心自己的官帽子了。他托关系弄了一个假户口，将“明媒正娶”程方氏。但是由于同僚揭发，还是没有逃脱处罚。为什么呢?清朝法律中有这么一条：“官吏奸所部妻女，加凡奸罪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