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最早的“中纪委”，应该始自秦代，也就是说，自从有了皇帝，就有了“中纪委”。从公元前221年秦国灭六国统一中国后，就设立了“中纪委”，这个机构一直延续两千多年，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后才废止。御史大夫也好，巡按御史也罢，虽然名称不尽相同，但职能基本一样，都是对各级官吏及其执法部门的言行进行监督，享有皇帝赐给的最高生杀权。
秦朝时期，在皇帝之下设立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公，其中丞相掌政务，太尉掌军务，御史大夫就是掌监察的。《汉书百官公卿表》中写道，“监御史，秦官，掌监郡，汉省。”秦朝的御史大夫官职仅次于丞相，有“候补丞相”之说。秦始皇还对郡一级机构派驻监察御史，负责地方的监察工作。在秦朝，我国的监察制度已经基本形成了。为什么要建立一套监察制度呢？因为各级官员是帝国老板皇帝请来的打工仔，老板怕打工仔偷懒怠工，尤其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导致帝国大厦倾覆，所以找一些监工来监督打工仔，使其尽忠尽职尽责，“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左传·桓公二年》)，“惧宰官之不修，立监牧以董(督察之意)之；畏监督之容曲，设司察以纠之”(《三国志·魏书》)。
汉武帝时代，为了监督各郡太守、诸侯国相等“二千石长吏”，将京畿之外的各郡、国分为十三个州部，设秩六百石的刺史来“周行郡国，省察治状”并“刺举不法”。御史监察制度在明清两代臻于成熟。明朝永乐元年(1403年)，皇帝下令“遣御史分巡天下”，监察御史在都察院任职时为内差，外出巡视则称外差。以所巡事项命名的，分为清军御史、提学御史、巡盐御史、巡关御史等，类似今日的“专项巡视”。专门巡视地方官员者，则称之为“巡按某处监察御史”，约略等同今日的“常规巡视”。明代全国巡按御史的分派是：“北直隶二人，南直隶三人，宣大一人，辽东一人，甘肃一人，十三省各一人。”清朝制度沿袭明朝，没有太大变化。
打虎猛将，却对和珅无可奈何
在传说中，清官包青天能智斩作歹国戚、刀铡负心郎君，却从没反过贪。另一位以清廉著称的名人海瑞，做过“右佥都御史”这样的监察官员，可惜反贪事迹依然乏善可陈。历史上是否真有敢于打老虎、办大案的监察御史？答案是肯定的，清代的钱沣便是一位。钱沣的一生与乾隆一朝相始终，出道第一案就弹劾了一位封疆大吏——陕甘总督毕沅。这个案子的源头还要追溯到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钱沣刚刚从翰林院散馆(翰林院考试)的时候。
那年三月，时任陕甘总督勒尔谨上奏朝廷，称甘肃前些年灾荒不断，各地粮仓都缺少存粮，近年粮食丰收，民众家有余粮，请求皇上准许该省实行“捐监”，也就是买“监生”的学历。但勒尔谨提出，这次甘肃捐监不用钱，而是用粮食来换，以充实粮仓，备不时之需。乾隆觉得这个建议好，很快准了。谁想开“捐监”不久，甘肃又连年报告闹旱灾，开仓放粮了。这样折腾了七年，甘肃闹出民变了，朝廷连忙派大臣和珅、阿桂赴甘肃镇压。结果两人汇报当地雨水连绵不断，军队行动至为困难，才让皇帝起了疑。派人一查，发现勒尔谨等人一边实收捐纳粮，一边虚放赈灾粮，把粮款全都吞到自己的口袋里。皇帝大怒之下，涉案官员自勒尔谨以下被处死刑者达56人，史称“甘肃捐监冒赈案”。
就在案件将结之时，新任监察御史钱沣挺身而出，上疏弹劾现任陕甘总督毕沅，指责他在任陕西巡抚时曾多次代理勒尔谨的总督之职，且陕甘两省接壤，对此事安能不知，而七八年来竟然隐瞒不报，实属欺君，要求“比照议处”。毕沅虽百般辩解，仍被处以降为三品顶戴和停俸的处罚。钱沣虽然一战成名，其实只是捡了个尾巴。乾隆四十七年，弹劾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一案，才是他真正经手的大案。此案源于当年二月钱沣上疏弹劾国泰、于易简二人“贪纵营私，遇有题升调补，勒索属员贿赂，以致历城等州县仓库亏空”为开始。在乾隆皇帝准许立案之后，钱沣会同和珅、刘墉等大臣前往山东查办。
查案过程按部就班：讯问各级官员，盘查核对钱沣掌握到证据的历城、益都、东平、章丘等州县的钱粮账目，确定全省亏缺达200万两。而在民间传说中，国泰乃是和珅的同伙，钱沣查案中不仅要与涉案的山东官员斗智，还要与一同查案的和珅斗勇，甚至要微服出行，亲手截住为和珅与国泰送信的仆人以掌握证据，最后才堵住了和珅的嘴，使国泰、于易简得以绳之以法，双双送命。只是，钱沣虽能连连查处封疆大吏，却对朝廷的大老虎和珅无可奈何。毕竟，上疏弹劾官员是御史的权利，但是否查处、谁去查办，又如何惩罚当事官员，全都取决于皇帝本人。钱沣不仅对圣眷正隆的和珅无可奈何，对曾被他弹劾过的毕沅很快被皇帝恢复了品级、俸禄，也不敢多说一句。民间传说，和珅因惧怕钱沣查到自己的头上，借后者升为军机章京的机会，屡以繁重公务相委派，终于将其活活累死。而钱沣死后，家人才发现他枕头底下藏有弹劾和珅的奏章草稿。
一代权臣扳倒不易，御史有时也靠不住
御史以“天子之耳目，朝廷之腹心”自居，原本该做的是“彰善瘅邪、整纲饬纪”的事，要“私惠勿酬、私仇勿报”，要“言出如山、心清似水”。但有时，御史也靠不住。严嵩是明代权臣，“窃政二十年，溺信恶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为奸臣”(《明史·严嵩传》)。而御史对他的弹劾可谓前仆后继。从嘉靖十六年，严嵩还没有入阁开始，御史桑乔就弹劾严嵩“上负国恩，下乘舆望”(《明史·桑乔传》)，嘉靖十九年，御史谢瑜弹劾严嵩“矫饰浮词，欺罔君上，箝制言官”(《明史·谢瑜传》)。到御史邹应龙扳倒严嵩时，前面共有十位御史弹劾过严嵩，但都没有好下场，不是被贬、除名、下狱，就是被廷杖打死。
后来，严嵩与内阁首辅徐阶互斗，严嵩斗不过徐阶，明世宗越来越倚重徐阶，将严嵩冷落一边，徐阶将严嵩败相渐露的信息透露给御史邹应龙，御史邹应龙冒险上疏弹劾严嵩父子贪贿误国，明世宗下诏逮捕严世蕃，以“纵爱逆子，辜负圣恩”之过，将严嵩革职，令其回乡。最后，御史林润弹劾严嵩之子严世蕃，说他勾结倭寇、图谋造反。明世宗震怒，将严世蕃处斩，严嵩被削职为民，所有家产被抄没，“籍没之数，黄金三万余两，白金二百万余两，他珍宝不可数计”，一代权臣终被扳倒。监察体系严密如明代，加之御史“士气不衰”，仍然无法阻止严嵩边腐败边升官，以至于盘踞权力津要二十年，成为“不倒翁”。可见，监察管不管用，不在御史，也不在打铁者自身过不过硬，有没有屡败屡战的精神，而在皇帝，皇帝是不是真心想反腐，至为关键。
所谓“主圣臣直”(《汉书·薛广德传》)，遇到唐太宗这样能虚怀纳谏的皇帝，御史尚能发挥作用；遇到像明世宗这样“厌薄言官，废黜相继，纳谏之风微矣”(《明史·邓继曾传》)的皇帝，把你的正当监察行为视为离间君臣，痛加责罚，那就不只是自讨无趣了。明代监察“历代均不能望其项背”，而明代的贪腐也是历代均不能望其项背。从徐阶暗示御史邹应龙弹劾严嵩可以看出，御史经常是官场上朋党之争、打击异己的工具。事实上，严嵩之所以能长期擅权，收贿敛财肆无忌惮，很大程度上在于他网罗党羽，在监察机关安插亲信。严嵩通过一系列收买笼络手腕，操纵御史，设立弹劾防护墙，很多御史与其说是皇帝的监工，不如说是严嵩的打手。只不过，严嵩收买笼络御史，他的对手也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还是被御史参了要命的一奏。
假如连御史都利用手中权力行贪腐之事，谁又能钳制他们
御史作为皇帝反贪的防线，在某些时候的确能起到作用，但假如连御史都利用手中权力行贪腐之事，谁又能钳制他们？明代对于御史出巡曾有明确的律法限制，《出巡事宜》规定，不得泄露机密、不得私自出界、不得擅自离职、不得买货物和铺张浪费、不得携带家属和枉道回家、不得因私受谒等等。
按明代规定，巡抚与按察御史查获赃贿，都贮放州县作为公费。但万历时，都御史李采菲就打起了赃银的主意，“预灭其籍”，销毁起赃记录，然后中饱私囊； 沈汝梁巡视下江，“赃贿数万”；祝大舟巡按江西，“临行票取多赃”；巡察云南御史苏駉也“贪肆赃盈巨万”。在这些被揭发的大案中，犯案御史分别遣戍卫所或免为庶民，处分远较嘉靖朝为重，却已难挽御史贪污的狂澜。及至崇祯朝，御史贪赃纳贿已登峰造极。御史史范最为彪悍，巡按淮扬，把库中赃罚银十余万两都装入私囊；而后又兼摄巡盐课，他利用这份肥差又把前任贮库的二十余万两赃银收入囊中。他还为吏部尚书田唯嘉受贿八千金从中居间，自己向富人于承祖勒索万金。事发之后，首辅薛国观极力庇护，但证据确凿，无合法来源财产太多，实在说不清楚，最后下狱“瘐死”(因伤病死于狱中)。
到了清朝，监察官员的贪腐更加严重。如乾隆十三年，山东省遭受自然灾害，出使查办赈务的御史及其家人、吏役等却不顾“民食艰难”，借机勒索，加重了灾民的负担。嘉庆年间，御史广兴两次出使山东审案，“擅作威福，赃使累累，声名狼藉”，而与其一同前往的长官左都御史周延栋竟然听之任之，其本人也是每日所费白银十余两。于是有民谣说：“周全天下事，广聚世间财。。对于御史自身贪腐，在帝制时代，除了继续用锦衣卫、东厂之类的人层叠监视，再无妙法。同样，属于皇帝家奴的“厂”、“卫”拥有权力后，还是会向下伸手，这便是死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