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东北培养人才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双十协定”刚刚签订完毕。10月18日，蒋介石嫡系骨干、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著名抗战将领杜聿明被任命为东北保安司令。
杜聿明(1904年11月28日-1981年5月7日)，字光亭，汉族，陕西省米脂县人，抗战名将，1939年11月任第5军军长时，指挥著名的桂南昆仑关战役，该战使号称“钢军”的日军第五师团受到重创，歼灭日寇4000余人，击毙敌旅团长，被后人称为昆仑关大捷。1942年3月，杜聿明又被委以第5军军长之重任，率部参加从云南进入缅甸对日作战，这就是赫赫有名的远征军。
在国民政府军界，杜聿明有着常胜将军的美誉。
杜聿明将军赴任后，挟往日常胜之威风，指挥麾下迅速进占东北，经过多次大小征战，占领了一批中心城市。眼见形势趋于“安定”，杜聿明将军没有放纵自己及部下，没有忙于贪腐，没有积极敛财，更没有夜嫖日赌，他把精力都集中到高等教育上，决定创办一所大学，校址就设在沈阳。
武夫办学，看似有悖常理，但却非常符合以往杜聿明的性格特征。从杜聿明生平资料不难看到，他一生除了在战争非常时期集中精力于军事工作之外，凡是在军队轮休、整训期间，总是要搞一些“军事以外”事项，诸如他曾开办过军人子弟学校，创办过军人眷属工厂，建立过医院，出版、发行过报纸之类的“公益事业”。
从记者查阅的杜聿明同僚回忆资料中显示，当时一贯带兵打仗的杜聿明之所以创办大学还有几个原因：第一，时值在东北内战中，杜聿明指挥的部队在向北推进中非常顺利，一举攻占长春、永吉，把对手林彪压缩在一个狭小空间中，军事上接连取得胜利，这让此时的杜聿明十分得意。杜聿明曾向心腹透露，消灭东北共军已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今后的东北将是他领导的国民政府的天下，而他，应该是名副其实的“东北王”，东北的天下，他是坐定了。第二，既然要领导、管理东北，就必须着眼长久，而把眼界放得更远，就必须先要培养各种人才，将来的社会，一旦没有了战争，人才才是社会发展之本。而创办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今后既能报效社会，又能成为自己领导系统的得力骨干，何乐而不为?从以上两点看出，杜聿明创办大学，并非附庸风雅，也不是装点门面，而是要搞出一个“桃李满东北”的局面，并能团结军心，巩固民心，为今后继续在东北做行政工作打下基础，为他的“东北王”提前做好准备。
武夫办学立下严格规矩
教育自有其内在规律和规范，武夫办学，毕竟名不正言不顺，所以在建校之日起，杜聿明就立下规矩，校董事会只是个松散机构，负责学校一切经费，至于教学及其他，那是校长、教育家和教授们的事情，董事会绝不干预。
杜聿明果然说到做到，中正大学筹备期间，他邀好友河北大学教务长焦实斋来沈阳筹备一切事情，杜自任筹办处主任，负责提供筹备经费。
焦实斋，直隶(今河北)井陉人，留英学者。1923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系。曾任天津市教育局局长，国民党天津市执行委员兼训练部部长，河北大学、民国大学教务长，北平河北省立高级中学校长，1939年到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国际政治。抗战期间，主张“改革政治，实行民主，振兴实业，积极抗日”。
焦实斋到东北接手筹备处后，第一项工作，就是告诉杜聿明，创办中正大学，首先要成立校董事会。知名学者发话，杜聿明岂能怠慢，于是立刻活动，搜罗当时身在东北的各界“有头有脸”的知名人士。几经奔走，一个由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为名誉董事长、杜聿明为董事长，由辽宁省主席徐箴，辽北省主席刘翰东，安东省主席高惜冰，吉林省主席郑道儒，松江省主席关吉玉，合江省主席吴瀚涛，黑龙江省主席韩俊杰，嫩江省主席彭济群，兴安省主席吴焕章以及沈阳市市长董文琦，东北知名人士臧启芳、王家桢、马毅等为主的董事会成立了。
当董事会讨论这所私立大学的校名时，各董事积极认真地提出各种方案，最后杜聿明提出的“中正大学”获得通过。杜聿明虽不擅官场之道、不谙社会人际关系，但半生跟随“校长”的戎马生涯多少也让他懂得“紧跟”领导没坏处的道理—大学筹备之初，正值蒋介石六十大寿之际，起这个名字肯定没坏处。
在杜聿明幕僚的回忆中，记者看到，在大学创办之初，杜聿明就有意把校名定为“中正大学”。
按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法令，成立大学必须得到教育部的备案批准。当董事会的名单和“中正大学”校名呈报到国民政府教育部时，据说名单上显赫的董事会成员和“中正大学”的校名让审批者着实吃惊不小，很快，中正大学就获得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批准。
这是“中正大学”从筹备到创建再到招生及后来的教学，杜聿明唯一的一次“干预”。
从记者查阅的资料中显示，中正大学的所有经费来源，基本是由杜聿明从东北保安司令部的军费中拨出专款。当时，在东北的国共双方隔松花江对峙，小战斗依旧不断，大战役也随时可能爆发，杜聿明不要战争办教育的做法，也招致同僚们不少意见，但杜聿明一直不为所动，只要是学校需要经费，一律保证优先支付。所以中正大学从成立到最后随着国民政府在东北的溃败而解体的将近三年时间内，无论老师还是学生，从来没为缺少费用而担忧，没发生一起学生因为学校的伙食、教授因为薪水起过冲突的事件。
经过一番准备，1946年5月，中正大学在沈阳隆重成立。
调阅史料，记者看到，1946年5月23日，“国军”占领长春，5月31日又占领了松花江以南永吉至农安之线，此时，林彪统领的四纵刚刚撤至松花江以北，也不过距杜聿明到东北仅半年。也就是说，在计划筹建“中正大学”的设想时，正是国共双方激战正酣之时，可见杜聿明办学心之迫切。
中正大学校长为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张忠绂;教务长为焦实斋。大学设四个学院十二系：文学院院长为留美的史学家余协中;工学院院长为留美的学者王华棠;化学院院长为留英的化学家王铁崖;农学院院长为留德的林业专家贾成章，姚梦杰为会计主任(或称会计长)。除董事会成员外，从校长到教授，全部实行聘任制。
1946年7月，中正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生，为先修班(为报考大学设立的预科班)，名额为1000名。
八月一日，中正大学开学。这天，坐落在沈阳和平区的中正大学，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在嘹亮的军乐声中，熊式辉、杜聿明及董事会成员、中正大学校长和教务长、各界名人显贵就坐主席台，中正大学开学典礼隆重举行，盛况在沈阳造成一时轰动，民众都以能送子女到该校读书为荣。
1947年暑期后，中正大学规章渐臻完善，所开各课教材亦步入正轨，在开学之基础上，又招收新生320多人。
董事长亦不强行发号施令
1947年2月，曾琦作为杜聿明好友来到沈阳。
曾琦(1892-1951)，四川隆昌人。早年留学日本、法国。曾任报社主笔、记者。1923年与李璜等在巴黎创立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后改为青年党)。1924年回国后，任上海大厦大学教授，与左舜生等创办《醒狮》周报，曾琦鼓吹国家主义，和他的“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党”一贯支持国民政府，仇视中共。
曾琦这次来沈，获得杜聿明接见，两人相谈甚密。在交谈中，曾琦建议让他任首领的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党在中正大学成立支部。
在董事会成立之后，中正大学建校之初，杜聿明就以董事长身份，欲在中正大学设立国民党组织，但这显然与教学无关，身为董事长的杜聿明也无权硬性指派，必须经过大学校长、教务长及各个学院院长同意。对此，身为军人又兼“东北王”的杜聿明并不颐指气使发号施令，他也深知教育和军事、战争完全是两回事，将军负责打仗，而教育，是教授们的事情。所以，杜聿明就是否在中正大学设立党派组织广泛在“管理层”中征求意见。
中正大学教务长焦实斋和文学院院长余协中认为，党务和教育，完全是两回事儿，教授要的是教学，学生要的是知识，校园不需要派别。
杜聿明听到几位教授的训诫后，连连点头称是，然后退出。
这一次，曾琦又建议在中正大学设立党派组织，虽然对方为自己的好友，政治立场也和自己相同，都是反共，但想到当初教授们的告诫，杜聿明不顾曾琦再三劝说和游说，最终谢绝了他的建议。
而上述几位校方领导层，也没因为曾琦是反共先锋而遭到拒绝有任何内疚。在他们看来，大学就是大学，党派，那是学生走出校园后自己的选择。
1947年7月8日，杜聿明因肾病需要手术离开东北，中正大学董事长一职由郑洞国代行。杜聿明一直是郑洞国的上级和极受敬重的“首长”，萧规曹随，中正大学尚能维持一个良好的状态。1948年，东北野战军开始反攻，“辽沈战役”一触即发，在沈阳的国民政府、“国军”，面临极其危急的形势，国民政府优先撤退学校，中正大学匆匆迁往北平。等到教授、学生及学校设备撤到北平后，辽沈战役已经结束，星夜疾驰入关，北平形势又岌岌可危，傅作义摇摆和模棱两可、漂浮不定的态度使人心无以为定，中正大学处于无人负责状态，学校随之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