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出版社出过一本《农民进城防骗手册》，在豆瓣得到了很高的评价，被归类为“天朝人民实用技术知识大全”和“武林秘籍”之中。这当然主要是开玩笑，不过现在天朝骗子这么多，还是要掌握点这样的技术防身才好。
说起来如今的人民已经比几百年前的人幸福多了，这要是不小心投胎到明朝，又没幸运地托生在官宦人家，那就必须得练出一身的防骗抗打神功，才能顺利地活到晚年呢。
明朝是个商品经济日益发达，人员流动空前频繁，城乡差别日趋明显的年代。这样的年代，民间社会自然会非常活跃，因此也是地痞流氓黑社会茁壮成长的年代。相比前朝，明代的流氓恶棍不仅数量增多，品种也是花样翻新，各自有各自的捞钱路数和势力范围。
明代的进城农民首先要避免招惹喇唬——就是被清朝人总结为“诈骗之匪”的。喇唬活跃在京津一代，基本相当于后世的无赖。他们一般成群结伙，横行市肆，以讹人为业，有时也强抢。当时进京的货物都要经运河过通州，一路许多船闸。喇唬们往往聚在船闸地带，假称巡捕或是牙行接客的，骗取来京货商的财货，骗不下来就仗着人多干脆明抢。
与喇唬相似的是光棍，光棍也是群聚的流氓，他们常干的是“拿鹅头”——即生事诈人，和“讨白债”——即引诱客商到僻静处，威逼其立下文契，“某人欠己多少多少钱”云云，之后公然讨取。
如果是去江浙一代的城市，还要小心“打行”，“打行”是替人报私仇的恶少群体，收了人钱即寻衅打人仇家。他们没生意时也在街上“撞六市”——碰上乡下人持物进城做买卖，就诱到偏僻处半骗半夺，把人货物弄走。
进城农民也能碰上好事，不过一般都是套儿。写于嘉靖时期的风闻录《贤博编》里，就记载了这样一个事情，一个出门僧人路遇一对父女驾舟经过，热情邀其共饮，席间“父亲”声称有事离开，留下“女儿”引诱其发生关系。关键时刻“父亲”突然回来，将其捉奸在床，此时还有路过的官家大船见义勇为，要伸张正义。僧人害怕，出了一大笔钱才摆脱干系，而这对“父女”和路过的官家其实全是事先串通好的骗子。这也是“打行”干的。
受了骗、挨了打，可别指望告官讨说法，那往往是进入另一个“局”里。衙门，是衙蠹和讼棍的地盘，他们专门说事过钱，诬执平民，“两下里打背”——也就是吃了原告吃被告。他们舌灿莲花，又会串通演戏，不要说进城农民，就是城里人也招架不住。《拍案惊奇》里就记了不少这样的故事。首位进中国的天主教神父利玛窦在其中国札记里也写过这样的事：明明是有小孩朝他们房子扔石头，他们拉过来教训后放其回家，几天后经过讼棍的唆使操弄，竟成了他们下药拐卖小孩未遂。讼棍伪装成小孩的哥哥，带着孩子披头散发穿街过巷，一路喊冤，差点酿成群体事件，幸好后来有官员替他们撑腰，他们才没被诬陷入狱。
还有一帮北方称“闲的儿”，男方叫“蔑片”的人，跟蚊子一样专叮有钱人。他们惯于阿谀奉承，善于趋炎附势，陪着人逛，撺掇人花钱嫖赌，从中揩油，用不了多久就把人家底抖擞干净了。金主钱一花光，他们就四散，找下一个寄主去了。进城农民里有钱想得瑟的，可得防着这样的人。
就连出家人也有不少投身于骗子事业，装神弄鬼、招摇撞骗，小者骗骗上香女客，大者连王侯都当肉鸡。《拍案惊奇》里讲过一个这样的神棍，华衣美器，还带着一个小妾，一派名士作风，自称是丹药师。一名富翁因此上钩，花了大价钱请其炼丹，最后人财两空。
对于老实农民来说，明朝的城市虽繁华热闹，外人进去却是处处陷阱，步步惊心。但你若是个狠角色，那就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了。最起码可以去赌场踢场子，赌场的人肯定会揍你，只要你能扛得住打、自始至终面不改色，后半辈子就算有靠了——按照那时候的规矩，赌场敬你是条汉子，从此后就平白有你一份固定津贴了。这就是江湖行当“拿挂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