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拿前述标准回溯到唐、五代，尽管当时政府并没有正式确认过一个状元，不看重进士名次，考了第一也没有什么特殊待遇，但是进士也是排过名次的，民间有时也称进士第一为状元，我们还是承认唐、五代有状元，那就是进士科的全国第一名。同一科目只能是同一试卷，每次考试第一也只能一个，政府出面作特殊处理的除外。也只承认进士科的全国第一名为状元，非进士第一名被称为状元的，无论有无依据，则一概排除，因为那时不管称谁是状元，都是民间行为，没有法律依据。广东的莫宣卿明明是制科第一，由于当时有个朋友写诗对他表示祝贺，也称他是“状元”。广东人以此为依据，硬说莫是“岭南第一状元”，我认为这是不科学的。若制科或明经等科的第一都算状元，那状元就太多、太滥，没有研究价值了。
这很简单：苏东坡将他的词集定名为《东坡乐府》，我们还说是词集，而不认为是乐府。《庄子》最早用过“小说”一词，我们并不认为《庄子》说的小说就是小说。反之，我国古代不使用“哲学”一词，我们并不因此认为我国古代没有哲学。古代的“经济”一词的含义是“经邦济世”，所谓的“经济之才”实际是政治人才。我们在研究古代有哪些经济学家的时候，肯定不能将古人所说的具有“经济之才”的人都算进来，必须以现代的标准一一进行甑别。对于各朝科举中的一些特殊情况，笔者的思考如下：
第一，唐代大历元年到十年，处于安史之乱后的混乱之中，年荒岁歉，科举考试虽然照常进行，但是这11年是分东都(洛阳)和神京(长安)两处开考，各派知贡举，各自状元。这样状元就太多了，我认为除了强调进士科外，还必须强调统一排名的全国第一。这都不是统一排名，不能说是全国第一，所以都不能算。
第二，元代的左右两榜，各有状元，这都算，因为政府承认，而且左右两榜的考卷不同。
第三，明代洪武三十年(1397年)三月会试后，由于出现严重的政治纠纷，好几个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遂搞两次殿试，出了两个状元，这都算，因为这是皇帝认可的，有法律效力。
第四，清初也有两次是满、汉两榜，跟元代一样，都算。
第五，金代科举，其“进士科目兼采唐宋之法而增损之”，有自己的创造性，较为特别。金代的统治疆域是逐步形成的，因此立国之初有“北人”、“南人”之分。太宗天会年间，同是进士科，为了方便考生，出不同的卷子。北人的考卷偏于儒家经典，被录取者称“经义进士”，南人考卷偏于写作，被录取者称“辞赋进士”，各自排名，各有状元。后来统治时间久了，南北混同了，但是这种进士科又分经义、辞赋两个小科的办法却一直延续下来。这样就每次考试出两个状元。不仅如此，中间较稳定的时期，还专门考选女真进士，女真士人尽管经过专门训练，但无论考经典还是考写作都无法跟汉人比，他们是统治民族，于是另考他们治国方略，被录取者称为“策论进士”，也独立排名、放榜，自然也有状元。这样进士里出现3个小科了，每次考试出3个状元。后期，政局不稳，一方面策论科停止，一方面如上文所引，经义第一视同辞赋第二，每次考试只选一个状元了。哪次考试出几个状元，都是有明文规定的，我们应当尊重金朝政府的诏令。
第六，五代时期各国与农民起义政权的状元，还有北南宋之交的国中之国伪齐也有两名状元。有人提出这些政权所产生的状元带地域性，不具备全国性意义，不能算数。如，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韩茂莉、胡兆量两位先生的《中国古代状元分布的文化背景》一文就说：
本文的研究时段始于唐，迄于清，不包括隋代。在这些朝代中又以统一王朝为基本分析对象，分裂时期地方政权所举行的科举考试，参考人员大多来自地方政权所辖范围之内，籍贯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不具备全国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