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公务员的收入并不算太低，除了工资，还有润笔费、赏赐等额外收入，这样足以保证衣食无忧，如果像白居易、王维一样脚踏实地干它二三十年，整一套像样的房产当是小菜一碟。然而，有很多高级干部身居庙堂，甘当“穷人”，过着一贫如洗、缺住少穿的生活，让妻子儿女也跟着吃了不少苦头。
升官发财，似乎是一部分中国人自古以来追求的梦想，而在唐代前期止至开元盛世，政坛倡导的倒是节俭的金钱观，从唐太宗到唐玄宗，不断颁布“尚俭”诏书，一些高官带头响应，唐太宗时期的宰相戴胄“宅宇弊陋，祭享无所”，玄宗时期的宰相杜暹“以公清勤约自将，亹癖为之，自弱冠誓不通亲友献遗，以终身。”这类高官以俭为荣，坚守做人底线，拒绝灰色收入，靠死工资养家糊口，从而沦为“饿不死、撑不住”的一个群体，从人品上征服了后人，使简约之风波及唐朝诸代，如唐德宗时期的财务高官刘晏临死时家里“唯书两车，米麦数石”，这类人都成为后人景仰的廉政楷模。
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催生了一批思想境界更高的施善撒钱型高官，他们视金钱如粪土，每月领到的工资，交给老婆的是最简单的吃喝开支，剩余的金钱则撒向了民间弱势群体，涌现了一批名垂青史的道德模范。玄宗时期的宰相李元纮家里房子破旧，穿着俭朴，出门办事总骑一匹老马，他的钱，就资助了比他更困难的亲朋好友。宰相卢怀慎是最有名的穷人，他的家，门无遮帘，饮食无肉，妻儿饥寒，他所得的禄俸，随时分给了困难群体。唐懿宗时期的宰相刘瞻“所得俸，以余济亲旧之窭困者;家不留储，无第舍。”这类官员辞世时大多是“裸死”，留给后代的，没有一分钱的储蓄，只有做人的品行。这种穷，是无私的穷，他们不吃肉，是为了让别人吃到肉，自己甘愿喝汤，是为了让别人少喝汤。
在唐代，“裸死”高官的勤俭奉献而穷一度成为社会时尚，影响了一批有家底的高官。手头有钱的官员心理上一度非常矛盾，他们放着钱不敢花，只有存起来，压到床头的某个角落，表面上看起来不舍得吃肉，但他们并不一定吃不起肉。魏征一生节俭，生活清贫，宅无正寝，素褥布被，最爱吃的不是山珍海味，而是普通的醋芹，可据不完全统计，魏征得到唐太宗的赏赐，至少有约5600匹绢，奖励的现金和其它实物折合约一百三十五万钱，仅赏赐一项，相当于当时二品官170多年的工资收入。有这么高的收入，魏征连一床像样的被褥都舍不得买，这令人想到了两个字：装穷。
如果从当时的大环境和魏征家庭情况分析，这种“装穷”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他跟随太宗多年，干的大多是“咬人”的活儿，着实得罪了一批被咬的人，如果在花钱上再出风头，必定成为群起而攻的对象，魏征“装穷”的主要原因应该是规避风险。另外，魏征的老婆裴氏是有名的贤内助，生活上精打细算，从严要求，魏征有钱不是不敢花，而是花了怕老婆不愿意。魏征如此“装穷”，不仅保全了自己，和谐了家庭，还名垂青史，这样的“装穷”应该是高智商的人才做得出的。
像魏征一样，为了明哲保身而“装穷”的高官，唐代还真不乏其人。唐玄宗时期的宰相牛仙客，被史书称为“清勤不倦”，他谨小慎微，花钱抠门，俨然不像有钱人。实际上，他床头的箱子里，塞满了玄宗赏赐的财物，可他独善其身，怕生是非，赏赐的东西发了霉，他就是不敢挥霍享用，而是如数存放，妥为保管。如此看，为了自身在政坛的安全而“装穷”，颇为费心。这类存钱不花的高官可谓藏富于家，他们平时的生活虽然很穷，但他们的存折却很富有。
不管怎么说，以上三类穷官的财富来源是正当的，丝毫没有不法痕迹，凭自己的硬工夫挣钱，不管存钱不花“装穷”也好，乐善好施真穷也罢，都是无可厚非的。令人鄙视的，倒是通过“装穷”的小把戏，掩盖见不得阳光的私人小九九。与卢怀慎等人相比，盛唐四贤相之一的姚崇就多少有些不实在，他虽为“开元盛世”出了不少力，历史上好评一片，没有杂音，但他似乎也在“装穷”。
姚崇的家很偏僻，原因是长安中心地段的房价高，买不起。为了上班方便，他又在皇城周围租了间小房子，玄宗知道后，非常感动，为他在高档的四方馆开了房间，他没有敢居住。姚崇舍近求远购置房产的做法，绝对不像有钱人做的事。他的清廉，让后人佩服不已，有对联为证：“三朝为相，惟奉廉慎为铁则;一生重节操，只将俭约传子孙”。
姚崇作为三朝宰相，除了工资收入，也曾被武则天赏“白银千两”，被玄宗“赏绵帛三百匹”。他的两个儿子在东都洛阳任职，以“我爸是宰相”为由，接受请托，为别人跑官要官，撸到了不少银子。后来他通过权术摆平了此事，但儿子所收财物并没有吐出来。开元九年(721年)九月，姚崇临终前将田园家产事先分好，子侄们各分得了一份，并响亮地提出，要薄葬。一个家庭，三人挣钱，还有外快，生时租房，死时薄葬，他究竟想掩饰什么?显然，他是怕儿子的事抖出来而东窗事发。这种通过“装”来掩盖污点的穷，似乎不算光荣。
魏征、牛仙客、姚崇之类的高官无论出于何种目的，他们的“装穷”还算有智商、上档次，因为除了他们自己知道自己富，别人都认为他们很穷，此种装穷，算是精品。唐代最不成熟、最幼稚的“装穷”，当属唐代宗时期的御史中丞崔宽，他家底雄厚，生活奢侈，在皇城南面建有漂亮的别墅，“池馆台榭，当时第一”，京城的官员百姓都知道，崔宽是一个富人。
有一天，崔宽得知中书令郭子仪在邠州行营的座内音乐减散五分之四，又目睹京兆尹黎干出行的车骑由百余减为十骑。核准事由后，崔宽跟着打胖脸充胖子，组织一班人马，偷偷砸毁了自家的豪宅，瞬间由富豪沦为穷人。原来有个叫杨绾的当宰相了，这个人“累任清要，无宅一区，所得俸禄，随月分给亲故。”是一个乐善好施的“穷人族”。崔宽自毁豪宅史书说是“人心自化”，这未免有点太夸张，其实他是怕显露家底官场上吃亏。如果杨绾是一个明白人，他应该清楚，长安城里除了崔宽自己认为自己是穷人，全城的人都知道他是富人。
梳理一下唐代高层的“穷人族”，其实可以划分为五个类型：坚守底线清廉型、乐善好施撒钱型、存钱不花自保型、掩盖污点权术型、掩耳盗铃幼稚型。这些高官，有的是真穷，有的是装穷，有的是造穷。有的穷，是为了别人，有的穷，是为了自己。有的穷，值得敬仰，有的穷，值得同情，有的穷，实在下流，有的穷，令人捧腹。透视这帮“穷人族”，有真善美，也有假恶丑，如果拍一部名为《唐代高级穷光蛋》的电视连续剧，相信精彩的历史故事一定会有不错的收视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