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虽然经过阉割而丧失了正常的“性”能力，但有许多迹象表明，他们仍有一定的“性”要求。从生理的角度讲，宦官的阳具虽被阉割，但性腺犹在，性激素仍有分泌，这就可能导致性要求的存在;从心理的角度讲，宫廷中皇帝与后妃之间的性事因宦官的特殊身份而并不避讳，这也可能对其形成刺激，进而诱发性的欲望。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心理的畸形发展反而会使其产生较常人更强烈的性欲望，所谓“聋者偏欲听声，盲者偏欲见光”，正是这个道理。
历代史籍对宦官生活方面的记载都较为罕见，但见于史载的宫廷性错乱行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与宦官有关。这一方面表现为君主与宦官的同性恋关系;另一方面表现为后妃与宦官的通奸关系。就前者而言，古代宫廷中颇有玩弄男色之风，有的君主即以宦官作为同性恋对象。
无论是与君主的同性恋关系，还是与后妃的通奸关系，这在数以千万计的宦官中都是极少数。从历史资料分析，宦官性欲的宣泄对象主要有三类：一是教坊歌妓;二是宫女;三是奸掠他人妻女。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形在历史上并非个别现象。
客观地说，宦官是古代宫廷中处境最为悲惨的一群。他们虽已惨遭阉割，却仍然具有男人的性意识与相应的性要求，其满足方式尽管在常人看来有偏激或畸形的一面，然而这种心理与生理上的需要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并理应受到人们的同情。从以上记载看，教坊歌妓无疑是其重要的性伙伴，而史料中的这类记载也相对较多。《宋史·宦者传》就记载宦官林亿年告老后曾养娼女盈利;同时还记载宦官陈源犯罪被贬，在贬所和妓女淫乱取乐，以至于被人怀疑是否真的阉宦。明代宦官中有不少人与娼妓成为至交，甚至干脆娶娼妓为妻妾，以纳为己好。由于明代宦官势力较大，收入丰厚，京城中也确实有不少娼妓甘愿与宦官来往。当然也有的宦官仗势欺人，夜宿而不付嫖资。明代万历年间就曾出现一趣事。当时宫中查出一个女扮男装的人，经审问后得知此人为都下妓女，被宫中宦官包奸已久，而宦官不交付夜合之资，并躲入深宫。妓女一气之下，便女扮男装，进宫中索要嫖资。
深宫中压抑而孤寂的宫女也是宦官重要的性伙伴。明杂剧《长生殿》中有描写宫女与太监偷看唐玄宗与杨贵妃同浴的“窥浴”一出戏。两名宫女正偷看唐玄宗与杨贵妃共浴，一名太监上前调笑道：“两位姐姐看得高兴啊，也让我等看看。”宫女道：“我们侍候娘娘洗浴，有甚高兴?”太监笑说：“只怕不是侍候娘娘，还在那里偷看万岁爷哩!”这段对白较隐晦地反映了宫女与太监对性的渴求。
宫廷中那些如花的少女们衣食菲薄，住所简陋，且终日服役，既不能与父母相见，又没有知心人儿排解心中郁闷，与性饥渴的宦官结为伙伴，相互慰藉，也在情理之中。
如果说宦官与娼妓和宫女的交往还能引发人们些许同情的话，那么有的宦官倚仗权势掠夺、凌辱他人妻女的现象便让人厌恶、令人发指。如《万历野获编》所载明初石允常微服私访遇见民家女儿被宦官逼奸而死的情形;以及明英宗时，镇守大同的宦官韦力转强取某军官的妻子并逼其奸宿，因对方不从而一怒之下用乱棍打死了其丈夫，后来又与养子之妻淫戏，被养子发现，韦力转一箭将养子射死进而占有了养子之妻。这些都反映了宦官满足畸形性欲及其极端性格中阴暗的一面。
宦官和女人如何满足性欲求?这一直是一谜。但首先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对于众多的宦官而言，由于阳具不存而显然不可能过正常的性生活，因而其性欲的满足方式必然是畸形的乃至是病态的，然而究其根本，也不过是通过视觉与触觉的刺激来满足心理、生理上的需要而已。从可见的史料分析，大致有两种：一是抚慰与口交。清人笔记《浪迹丛谈》云：“阉人近女，每喜手抚口啮，紧张移时，至汗出即止。盖性欲至此已发泄净尽，亦变态也。”二是借助狎具进行。清人查慎行《人海记》记载：明末崇祯皇帝的宠妃田贵妃利用宦官与宫女淫戏之事，以挑拨崇祯帝与周皇后的关系。另据《万历野获编》记载：“近日都下有一阉竖比顽，以假阳具入小唱谷道不能出，遂胀死。法官坐以抵偿。”所谓的“小唱”即教坊歌妓。太监用假阳具硬塞进其“谷道”，即肛门之中，竟将其活活摧残致死。
在历史上也确有一些宦官淫乱宫廷的记载。除了人们所熟知的嫪毐之外，明末权阉魏忠贤与明熹宗的乳母客氏以及清末安德海与慈禧太后都是较著名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