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得了天下不久，就召集大臣开研讨会，主题十分严肃：元朝曾经那么强大，为何不到百年就灭亡了？大臣们普遍认为，元朝的统治太宽松了。朱元璋纠正说：元朝是对官员太宽松了！
一
朱皇帝发现了一条重要的执政规律，史鉴凿凿。
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一场政变推翻了越南政府，国王黎维祁紧急求救。两广总督孙士毅受命带兵平叛，马到成功。黎维祁十分感激，主动要求孙士毅当国王，自己退居二线。
乾隆当然很高兴，封孙士毅为一等谋勇公，调他回京出任军机大臣、兵部尚书。
此时的孙士毅何等威武，直到遇到和珅。
回京第二天，孙士毅早早等在皇帝办公室外，静候乾隆接见，手里把玩着什么东西打发时间。军机大臣和珅过来了，笑眯眯打招呼：
“大英雄回国，带啥奇珍异宝了？”
孙士毅说：“哪有？哪有？”
和珅假装不高兴：
“没有？您手里是啥宝贝？”
孙士毅敷衍道：“啊，就一鼻烟壶。”
和珅一把夺过来，只见这鼻烟壶在阳光下玲珑剔透、美轮美奂，竟然是一颗特大珍珠雕成的，足有鹌鹑蛋那么大。
和珅简直爱不释手：“这东西真不错，送给我吧？”
孙士毅赶紧解释：“不好意思，这是献给皇上的，我都报告过了，下回再给你弄一个。”
和珅拍拍孙士毅的肩膀：“开个玩笑，我哪里配玩这个。”
过了几天，和珅突然来到孙士毅办公室，压低嗓子，神情诡秘地说：
“巧了，我也弄了个鼻烟壶，但是不知道好不好，你帮我看看？”
孙士毅一看，大吃一惊：这正是自己送给皇上的！
孙士毅是个细心的人，他悄悄查阅了皇上的赏赐登记簿，近期并无任何赏赐记录！
时间久了，孙士毅懂了，和珅可以随意出入宫廷任何一个禁区，如同在自家一样。和珅没事最喜欢去内务府库房转悠，只要发现喜欢的东西，拿了就走，不跟任何人打招呼。后来嘉庆皇帝抄他的家才知道，国内外进贡给乾隆皇帝的宝贝，最好的都在和珅家。
孙士毅不禁暗自叹息：宫中那么多管理制度，在和珅面前竟然如同一张废纸，这不是什么好现象！
岂止是资产管理规矩，就是军事制度照样是一纸空文，后果也更加严重。乾隆帝的养子福康安，领兵镇压苗民起义。到了前线受不得苦，居然把军事指挥权交给副手代劳，自己整天待在司令部里喝酒行令，欣赏歌舞表演。西南苗民起义始自雍正时期，一直到同治时期才勉强了结，前后拖了120多年，把大清拖得疲惫不堪，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康熙皇帝晚年身体不好，工作积极性不比当年，特别是对干部过于宽容，奉行的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政策，埋下了官场风纪滑坡的种子。乾隆皇帝宠信和珅之后，纲纪废弛，吏治败坏，官员们逍遥自在，康乾盛世便走到了末路。自嘉庆时期开始，各种规矩都不作数了，于是大清国运一路下滑，所有皇帝没过过一天安生日子。
嘉庆帝最为无奈的是，内部经常发生泄密事件，皇上要处理谁、提拔谁，还没发文，当事人就知道了。调查结果令他十分震惊：消息是从军机处泄露出去的！
军机处是皇帝最高办事机构，贯彻落实的都是军国大事，保密纪律自然少不了，怎么会出这种事呢？
原来，不知道从何时起，军机处俨然成了通讯社，各种国家机密源源不绝外流，国家权力中心一点儿严肃性都没有。嘉庆帝本人对此有详细叙述：许多人没事就往军机处跑，办公室和走廊里，整天吵吵嚷嚷、人来人往，活像闹市区。如果问他们来军机处做什么，回答有两种，一是来汇报工作的，二是来找领导签字的。实际上都是来打探消息甚至做交易的！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嘉庆十八年(1813年)，几个农民差点儿把皇宫连锅端，这一点儿都不奇怪。
二
嘉庆皇帝的爷爷雍正皇帝，当年的做法完全不同。
康熙归西，雍正登基，朝鲜国王派特使来北京庆贺。这个特使具有超凡的观察力，回国后报告国王：大清很有希望，康熙朝的兴盛将会延续。国王问理由何在，特使用细节说话：
“康熙晚年，我每次到北京，看到紫禁城内外的警卫人员，个个松松垮垮，没个站相，根本不像军人。夏天更糟，有的干脆脱掉军服、扔下枪械，光着膀子喝茶、睡觉、下棋、吃西瓜，互相打闹戏耍。这回大不一样，警卫部队风纪严谨，态度严肃，着装整齐划一，目光炯炯有神，一副随时准备出击的样子，让人顿生畏惧之心。”
朝鲜特使没有看错，雍正确实是胸怀大志、锐意进取的大政治家，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排名靠前。为了大清的长治久安，他创设了军机处，集中权力推行新政。他严明纪律、规范行为，从重从快打懒肃贪，铁血凛然整顿官场。在很短的时间内，官场风气和社会风气竟然焕然一新，行政效率大幅提高。政治清明，经济自然发展，库存充盈，迅速弥补了前朝赤字。
其中，雍正时期军机处官员的作风情况，跟嘉庆朝有着天壤之别，很能说明问题。
对军机处，雍正一开始就要求很严格、很明确。一是规定大家必须在凌晨五点之前到岗，并且保证今日事今日毕，不得拖拉；二是改变惯例，减少递送公文的层级，做到直接送达，竟创造了日行800里的纪录，很像今天的“快递”，保证了政令畅通；三是严格保密纪律和廉政制度，决不允许跑风漏气和以权谋私。
四川布政使程如丝犯了大罪，在死刑判决书送达成都之前一周，程如丝就知道了结果，并以自杀逃避了法律制裁。雍正抓住这个案例，严肃处理了泄密者，开展了警示教育，完善了制度，为军机处工作人员画了一道醒目的红线。
最早在军机处工作的张廷玉，深受皇帝信任，几乎所有重要文件都是他起草的，是知道秘密最多的人。但他一脸严肃，一个铜板不收，昼夜埋头干活，没有任何人敢到军机处找他聊天。和珅那样的军机大臣，在雍正时期根本没有生长土壤。
三
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堪称“盛世”的黄金时代寥若晨星，康乾盛世是其中之一，且绵延百年不断，超过整个清朝历史的三分之一。但是，连接康熙和乾隆这两座高峰的桥梁，正是雍正时期，雍正皇帝是康乾盛世成型的关键。
设想一下，假如没有他的创新精神和严刑峻法，康熙朝后期的弊政持续发酵，乾隆帝就不可能那样成功，所谓的“康乾盛世”，顶多是“康熙盛世”。所以不少史家主张，所谓的“康乾盛世”，实际上是“康雍乾盛世”。
奇怪的是，康熙和乾隆都享有“宽仁”的美誉，雍正这样负责任的帝王，却背着“严苛”的恶名。殊不知，无视法纪是官员责任意识缺失的结果，也是贪污腐败的前奏。如果朝廷热衷于当好好先生，带头把规矩当摆设，官员肯定舒服无比、为所欲为，老百姓的日子就不舒服了。老百姓活得痛苦，政治统治能长久吗？载舟的水一旦沸腾，清朝一定是另一个元朝，哪会享有近300年江山！
公务人员是政权大厦的四梁八柱，严明的纪律是梁柱的防腐剂，是保持其长久支撑力的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壮士断腕的气概、秋风扫落叶的力度，狠抓干部作风建设，全面围剿“四风”现象，一个节点一个节点缩小越轨空间，对违纪违法行为零容忍、严处罚、快了结。短短一年多时间，人民群众亲眼看到干部作风、社会风气一天和一天不一样，谁不喜出望外、欢欣鼓舞！
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纪律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阐述，掷地有声地宣示要“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严肃提醒全党：“遵守党的纪律是无条件的，要说到做到，有纪必执，有违必查，不能把纪律作为一个软约束或是束之高阁的一纸空文。”(参见新华网新闻报道《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编者注)
事实上，随着规定越来越细、笼子越扎越紧、查处越来越频繁、高压线的电流越来越强，广大干部对纪律和制度的敬畏，从未像今天这样强烈；心存侥幸的人，从未像今天这样稀少。于是，“官不好当了”的慨叹出现了。
这样的叹息声，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好现象、好消息、好兆头，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历史的经验是：法纪越严，官越不好当；官越是不好当，国家越是前途无量，人民越是充满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