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爱面子，往往是人前人后两张脸。老百姓如此，仕宦名流也如出一辙。那些名流的所谓“怪癖”多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的表演项目，要讲明一个事、掰清一个理，超越常规的举止言行，有助于达到目的。显然，这种怪癖完全置于理智和机敏的前提下，它不是装疯卖傻、也绝非哗众取宠，而是较为艺术地渗透个人的意图，希望以相对温和的方式让别人接受它。庄周就是这样的智者，《庄子·至乐》写到了著名的“鼓盆之戚”。在常人眼里，哲学家的行为举止相当怪异，不是吗?把死老婆说成乐事，把殡仪馆改装成课堂真是个老疯子。话又说回来，亲老婆过世，自己能不难过吗？但是，敲打着瓦盆，又说又唱，传播的却是有关生死的哲学思想。这种现身说法的方式的确有伤礼俗，而越是令人不舒服、不欣赏的教化形式，越容易获得某些叛逆的赞同。标新立异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个阶段的行为准则，而是大部分中国文化大家与社会名流通行的癖好。
清人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中收录了一则有关顾炎武的笔记，他那点怪癖被抬升到文化品格的高度，东西南北的中国人被他骂得狗血喷头了，即便狗血喷头，也不忘讲究那些刻薄的“怪癖”：
亭林先生尝曰：“北方之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之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其甥东海学士延之夜饮，怒曰：“古人饮酒卜昼卜夜，世间惟淫奔、纳贿二者夜行，岂有君子而夜行者乎？”其峻厉若此。
顾炎武这样说，未免偏执、狭隘，但是，他固守的是自己一尘不染的品性。偏激，是众多文化名流或显著、或潜在的性格特征，有了它的帮助，强调、证明自己观点就多了一种新手段，暂时的矫枉过正是不能回避也难以省略的权宜之计。显然，顾炎武具备偏激的特点，他的言论不是“琉璃球”和“无缝蛋”；而是令人警醒顿悟的“当头棒喝”。满纸“正确的废话”、号称著作等身的思想家，和不着一字、只有几条格言传世的僧道渔樵相比，无疑后者离神明最近。顾炎武“君子不夜行”的癖好也代表着一种清高的品位、一颗孤傲的人心。
清末学者章太炎，人称“民国的弥衡”，他的疯、癫、狂也同他的学问、声望一样广为人知。早年在日本，东京警视厅让他填写户口调查，章太炎十分反感，各栏写道：职业——圣人；出身——私生子；年龄——万寿无疆。回国后，他找袁世凯的麻烦，三九天，反穿羊皮袄，手执鹅毛扇，声言：“我是在上海坐过三年西牢的‘章神经’。”并一怒之下，操花瓶砸碎了“大总统”的画像。他在钱粮胡同寓所，满墙贴着“袁世凯”的字条，用棍棒痛击，取名“鞭尸”，又在正堂悬挂两个大字“速死”，以发泄对独夫民贼的切齿之恨。
当然，也有笔走偏锋的特例，比如辜鸿铭，他的怪癖已经演化为“耍活宝”尴尬场面，清末民初中西方的文化界，谁不知道他是一位笑料迭出的“老怪物”？五四时期，早已是“民国”了，辜鸿铭还是长袍马褂、小帽长辫的满洲遗老打扮。他受过正规的西方教育，精通英、德、法、拉丁、希腊和意大利语，却把西方文明视为罪恶之源，动辄破口大骂，把高傲的西方人批得体无完肤。
辜鸿铭是半路出家学汉语，字写得很糟糕，却并不防碍他言必称孔孟，他处处以卫道士和教师爷自居，所著的《春秋大义》也成为辜氏兜售个人观点的教材。奇怪的是，一大批有思想的西方人对怪诞的辜鸿铭格外尊重。罗曼·罗兰认为：“辜鸿铭在欧洲是有一位著名的学者。”晚年的列夫·托尔斯泰则把他引为“同道”。１９２４年，来华访问的泰戈尔声称：“辜鸿铭是一位令人尊敬的中国人。”曾挨过他当面臭骂的英国作家毛姆也心悦诚服地表示：“他是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
辜鸿铭“怪”得令人不可思议。他保留着倔强的小辫儿；提倡“一夫多妻制”，喜欢女人的小脚儿，甚至把“随地吐痰”列为中华“美德”……这些不伦不类的生活“怪癖”，当然不会为他赢得应有的尊重，与其说辜鸿铭有意暴露夸大自己的怪癖，还不如说他是一个被时代扭曲的、虔诚的“行为艺术家”。他也试图矫枉过正，可惜，太夸张，闹到最后，终于把自己弄丢了。小辫儿、小脚儿、小老婆的辜鸿铭，迷失到不用头脑作复杂的理性判断，只认“中国货”，甚至恶化为“偏执狂”和“恋物癖”。对西方，好东西也骂；在中国，狗杂碎也香。理性消失，辜鸿铭就死了，一个随同旧时代殉葬的遗老，当然与众不同，可悲的是，再没哪个对手肯把他当正常人——包括鲁迅，一谈起辜鸿铭便使出揶揄取笑的腔调。至此，名流怪癖结束了自己的辉煌时代。